（一）

我在冷水乡的一届乡长任期已经满了，县上经过考查，调我到阳山乡任党委书记。

我的工作调动之后，冷水乡的班子也作了一次大变动：孙成退居二线当了主任科员，结束了多年在冷水乡叱咤风云的历史。他的人大主席的职务由继续留任的乡党委书记袁新兼任，原来的两个副乡长继续留任，职位没有变动，向明杰接替了我的乡长职务，他的副书记职务由公路专干李晓新担任。从此，我就再也无缘继续搞老家的乡村工作了。

我一想起阳山乡就觉得好笑：这个在我读书时假期经常掮椽子路过的地方，沿路很多人家是我经常讨要水喝的。那时，他们有的人见到我们这些下苦力掮椽子卖的人时，总是有一种看不起的神色。记得有一次我们掮椽子遇到了下大暴雨，把椽子靠在一个姓钟的人家门上，想进屋去躲避一会儿。谁知，他见到我们来时竟“咣”地把门关上了，我们只好在他家的房檐下立了半天，一直等到雨住了才走……现在，我就要在这个地方来管他们了，你说这事滑稽不滑稽？

我到阳山乡后，单位照例先是一番酒席接待。宴会结束后，人大主席张才升来找我座谈，并详细地介绍了情况：

“我们乡上的农业人口是八千六百多人。现在从整体来看，农民还是听话的，因为前几年叫乡上搞计划生育整怕了……”

“计划生育又不是人人过关，咋能说都整怕了？”我有些疑问。

“嘿呀，田书记，你不知道，”张才升说着脑袋直摆，“我们乡上自古以来山高人稀，旧社会就是那些杀人土匪躲身的地方。一代代沿袭下来，就形成了大姓宗族少，多数地方一个院子几个姓。也正是由于这样杂姓多的村情结构，才养成了人情世故比较淡薄的民风，相互之间谁对谁做事也没有什么感情。很多人不听干部们的话，上级政策他们又不愿意执行，大部分育龄青年对计划生育政策认识模糊，很多妇女有超生，乡上干部直接没办法。”

“我原来听说你们这里计划生育搞得好嘛，咋整的？”

“唉，在撤区并乡的前一年夏季，区上集中了六个乡的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全乡超生的对象罚了二百四十多万块钱。那时，全乡每个受罚的户把自己存的钱和能贷到款的钱全部交了都不够，他们只有向亲戚借或者托朋友贷款，这样就使那些没受罚的户也跟着出钱。你看么，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乡，以前也没有个啥主导产业，经过那次一整，农民这多年都爬不起来了。当时的区上书记姓柴，这清收的主意是他出的，到现在大家还在说：‘区委书记柴‘拐子’，把农民整得打摆子’……”

“看来农民这一块发展什么产业的困难是大一些，现在乡上干部的精神状态如何呢？”

“乡上自从那年在修小环路时把整班子的领导干部撤职以后，一般干部一直没有调动过。现在的领导班子情况也有些复杂，几个副职干部都在观望，新来的乡长冯自章，人倒也还诚实，就是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喝醉了就在乡上的院子里混吵一气，有些人喊他‘疯子章’，还有的人说他是‘章疯子’。唉，你来了，工作还是难啊……”

果然，张才升没有说错，冯自章真的是一个不怎么称职的乡长。我到单位召开第一次乡上领导干部会时，提出应该先开个村党支部书记会，让大家汇报一下各自村上的选举工作情况。按说选举是依法运作的大事，乡上的书记新到，理所应当要召集村干部们汇报一下情况，以便一把手能掌握各村的动向。另外也能使新来的领导和大家互相见面熟悉一下，这是稍有常识的乡长就应该主动提出的礼节性工作会议。谁知，当我提出意见之后，冯自章却极力反对，他十分不高兴地说：

“最近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大家心里都是清楚的，开会有什么意义？”

这家伙，连一点同事之间的情面都不顾！我不好直说，一再解释说选举是大事，我跑了几个村发觉还是存在有一些问题，乡党委应该及时掌握全局动向，加之选举代表又不同于其他工作，一旦出了差错是无法弥补的。他不但不听我的安排，反而还振振有词地硬顶起来：

“选举还有什么问题？哪一个村上敢出乱子？谁摆下了乱子谁负责，这些我们都掌握好了！”

这一下我真的来了气，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组织安排选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我这个一把手至今连选举的动向都不清楚，如果只听别人说，到时候出乱子了难道还能把别人推出去向县委交代？再说，作为礼节来讲，我来单位这么多天了，也应该在正式场合和大家见个面！”

这实实的一棒子，“揍”得冯自章不言语了，就只好安排起开会的事来。我会后看着他那忙碌的样子，不由地暗自感叹：这伙计，为什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呢？

通过这件事后，张才升向我介绍说：冯自章对我到阳山乡当书记不满是有各方面根源的，主要是他在乡镇领导级的岗位上跳得太快，可以说，领导岗位上他还处于涉世未深的幼龄期，甚至连组织上用人的程序都不清楚。他原来是河边乡的一个蚕桑技术员，在撤区并乡时抓了一百亩的桑园密植点，当时恰值全县大力推广种植密植桑之际，这可谓适逢其时，组织上就提拔他在本乡当了副乡长，乡上仍然叫他分管林业。这冯自章搞具体工作时真的有一股子牛劲，他在当上副乡长之后抓林特园示范点时，整天和群众一同挖窝子，修剪树枝，对乡上的领导工作很少参与。他这样搞，从名义上来说是一个副乡长，而实际干的是林业技术员的工作。当阳山乡在修路过程中出现了伤亡事故时，乡上的干部对于这事没有安排好，加上内部又搞窝里斗，因而几个主要领导都被免了职，这时恰值全县的乡镇班子刚安排定序。县上在调整干部时，考虑到冯自章所在的乡镇领导职数比较多，就把他提拔到了阳山乡当乡长。有着这些前因，他就在酒醉时经常向别人炫耀：“人要有真本事。你们看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三年时间还弄了个正科级!”

原来如此!熟悉乡镇工作的人都知道，一个正科级干部在高级单位里，可能只是做一些具体写写算算工作的办事员，有的甚至是什么责任也没有负，只是为了享受待遇而定的级别。就是县上各单位的主任科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一天到不到单位也没有人过于追究，一月工资与在岗时一样对待，你不服气也没办法，他们都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以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他们是按照上级安排退居二线的，现在相对工作量小一些，单位领导也不好给他们分配什么具体事务，因为县上安排人事时是科级干部到了五十岁都要退，一刀切，哪一个说不愿退，还有精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贡献，难道别人就不能做贡献？你有的能力，大家谁没有？县级单位就那么几个位子，换一茬领导虽然说不上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重点的几个对象总应该提拔一下吧？都占住位子不退，这些重点对象朝哪里摆？再说，老龄干部不退下去，难道能叫年轻干部在办事员的位子上待一辈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哪一方面都有包袱，这包袱就看谁背!话说回来，人事安排到乡镇就不同了。一个乡镇的科级干部，除开上级调入的人提拔起来比较快一点以外，你如果从头做起，在单位里硬磨，不干出一些特殊的功绩，就是熬到县上的科级干部退居二线的年龄都当不上科级干部!再说，真正要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乡镇领导，不是说会搞科学种田，配方施肥，林业管理这些知识就能成的。当然，这些知识固然是乡镇领导应该具备的，但它不是唯一决定的条件。一个合格的乡镇领导在工作中应该是上懂中央政策，下知鸡毛蒜皮；既要与上级组织保持一致，也就是常说的猜测上级的工作意图，又要结合本地的农时季节，该栽树时栽树，该种地时种地，一个时期有一项工作重点，不能搞成串脸胡子吃糨糊——一模糊。在生活中要上能上国宴，下能下贫民窟。在特别困难的时期遇到上级来检查，作为乡镇领导就不应该一味地叫苦叫累，还得把哭脸藏起，拿出笑脸来给上级领导看，以取得上级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绝对不能把困难向上级一推了事。不然，上级把你安排在这里做何用处？总的来说，乡镇领导在百姓眼里是父母官，要管着几千人，有的甚至管着几万人的吃喝拉撒。像这样的角色，岂是三两年就可以成就的？

诚然，冯自章在上乡长时是有些急促。这些，在组织部钱副部长给我谈话时就已经提及过。钱副部长与我们很熟悉，和我谈话结束以后在议论班子人员时，他把话语说得很婉转，也很巧妙，但是意思我还是听明白了：在阳山乡处理一套班子的领导时，正值全县一次提拔了二百多名科级干部不长的时间，也是库存后备干部用的竭乏之际。仓促之间，只好凭印象用了几个稍有影响的人去顶缺，无暇顾及完全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更不可能去做多方面的考察和求全。这正是应了古人所说的一句话：“蜀中无大将，瘳化充先锋。”

组织上的考虑，冯自章根本不知道。他在阳山乡当了两年多乡长，换届时知道乡上的书记要调走了，满以为自己顶替书记职位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这时县委组织部早已经过长时期的选拔考查，对全县各乡镇干部的状况全部掌握清了。他们认为冯自章虽然年龄有四十多岁，但在掌握全盘工作方面还属于“不成熟型”，不宜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就安排他任了原职。

冯自章可不管组织考察不考察的事，他总认为自己没有当上书记，是新来的人挤了他，因而就对我采取排挤的态度。他有几次喝酒醉了之后，就在乡政府的大院里寻事辱骂几个干部：“都不球好好搞工作，工资发不下去又没人管！到税务所去要税款都不说咋办，我给送礼了别人还说要注意工作方式，都当的是啥Q领导？我把公路修通了，高压电架好了，机关单位电灯也亮了，马上就来人领导我了？”

这冯自章说话的意思很明显是针对我而来的。若在前几年，我非顶得他翻白眼不可！但是我现在得忍着，因为我能成为一个乡党委书记，是经过组织培养了多少年，自己也是做了长时间艰辛努力的。现在站到这样的角度，是管人的，是要做人的思想工作！作为一把手，容人之长容易，容人之短却难，正因为难，才要求一把手去做！我不可能叫别人经常来提醒我，也不可能经常问别人我该怎么办，我的一切一切都要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我怎么能和一个醉酒的乡长在大院子里吵闹呢？要是那样的话，单位又有谁来拦挡我们，同志们会把我看成是什么素质的领导啊？还是同志关系要紧！再说，冯自章也不是坏的不可救药，他也有可爱之处。平常不喝酒时，对我还是客客气气的，他也知道自己考虑问题欠周全，说话总是带着请教的语气，我每次安排什么工作他都尽力去做。这就够了，要顾全大局！

由于我经常这样地提醒自己，对于冯自章处处忍让着，单位倒也相安无事。那天，我们乡党委开会，研究了两件事：一件是到县上计划局去联系，要一个项目，把乡政府门前的两公里河堤加固一下；另一件事是召集村主任会议，安排近期各村工作交换检查的具体事项。这两件事本来都是应该由冯自章牵头办理的，但是他却提出自己和县计划局的人不熟悉，请我去联系，他在单位负责开会。我一想，这是实际情况，乡上以前与计划局联系的也少，现在我出头去找计划局联系，事情自然比他们去要顺当一些。

散会后，我们兵分两路，干起了各自的工作。我在计划局办完事后，刚出门就遇到了县委办的秘书小王。这小王往日见了我总是要先说笑一阵的，今天见面时他那神情好似很诧异：

“你咋还在这里呢？”

“咋了？”我也感到很惊奇。

“你们乡上的东沟山上失火了，市政府办公室和市林业局的人上午就到了县上。刘县长亲自率领县上的十几个单位到山上扑火去了，刚才你们乡上电话报来的情况说火势大的很，估计已经烧了六百多亩了！县上已经通知邻近的五个乡镇，要求每个乡组织一百名以上的人员到你们那里去扑火呢！”

“天啊！”我顾不上和小王闲谈，就急忙搭乘了一辆出租车，向乡上赶去。

出租车在飞跑着，我的思绪也像车轮一样飞速地转着。车子沿着汉江河直下，那缓缓的河流逆着出租车连同对面的山脊飞速地向上游穿去。我顾不得欣赏这些美景，只是一味地思索着：现在摆下了如此大的烂摊子，这个场子该怎样去收拾呢？

……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二十九章：【怎样评说】（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刘萧娇

责任编辑：肖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