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江上游的旬阳段，有一处自然形成的湾，叫“汉江第一湾” ;在“湾”的上游二公里处，有一条小河，叫“大泥沟”；沿河北岸逆水而进两公里，有一宅曾经闻名的古村落，叫“佘家院子”。院子背靠青山，前瞰绿水，清溪环绕，背风向阳，可谓一处上佳的风水宝地。

如今的佘家院子已无人居住，房屋坍塌大半。有的夷为平地，有的檩折瓦碎，仅有几根立柱子受风雨浸蚀，摇摇欲倒。然而，从这些断壁残垣、斑驳陆离的建筑物中，仍然能看出佘家当年辉煌的影子。那保存尚且完整的上房的卷棚、门楼马头墙上的字画、石台阶上磨齿  状的三角纹路，亦能显示当年佘家的经济实力；几个长度近500厘米、厚度33厘米、重量超吨的庄子石，足以想像当年建筑场景的宏大和劳动力的充足。

据说佘家后裔保存有两块古匾，笔者便决定前去去调查采写该匾的有关资料。2021年3月24日在关口镇泥沟村找到了这两块珍贵的古匾。两块古匾分别存于关口镇泥沟村二组村民佘家堂兄弟佘西虎和佘西池两家。

存于佘西虎家的“急公好义”匾，高167厘米，残宽 74厘米，厚3厘米，祝  寿扁联题字于匾正中，书“急公好义”四字，字黑色，整匾底色为深枣红。题字顶端正中有6厘米正方形的印章一方， (现只有凹进去2毫来深的章痕，印章内容早已脱落，无法辩认),右题“中华民国副总统陆军大元帅兼鄂都省黎题赠”,受匾人即落款的一边残缺。匾文竖排，整个版面均有略微凸起的蝙蝠、祥云作地纹，意为“福禄、吉祥”之意。

从该匾题字“急公好义”一词的意思可以看出，受匾者乃是一位热心公益、见义勇为之人。

存于佘西池家的“康疆逢吉”匾，残阔197厘米，高96厘米，厚3厘米，中横书“康强逢吉”朱红四字，底色为黑色。匾正中上方有6厘米印章一方(现仅有凹进去2毫米深的章痕，其章文早已脱落，无法辩认)。一署“知洵阳县事田农庄鞠躬，陆军少尉卢长耕鞠躬，荐任高等审判厅推事华进达鞠躬，高等小学校校长兼正教员李秾藻鞠躬，高等小学校正教员彭德昌鞠躬，委任洵阳县城军警民团联合分会经理梁荫槐鞠躬，委任洵阳县公暑科员王树昌鞠躬，陆军旅部书记官吴锡畴鞠躬 正司副长李梦彪鞠躬，民国三年众戚友仝赠”。匾下部竖书有中书“康疆逢吉” ,下列老河口、汉中、兴安、平利、白邑(今白河县)之商号、人名共32家。匾的右边即有首题、受匾人的一边，于1983年被房后落石砸坏而锯去，左边落款处的字迹亦有磨损、脱落。

因两匾皆无受匾人姓名，故不知属谁人之匾。而两匾又为何同留佘家两堂兄弟之处呢？

佘西池的父亲、80岁(属蛇)高龄的佘丰云老人回忆，两匾都是送给他的太爷(曾祖父)佘运迪的。老人还肯定，两匾不是同时赠送，“急功好义”匾早于“康疆逢吉”匾。

为什么一个没有一官半职的山区农民商人，有这样一些军政高官给送匾呢？它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详细采访了佘丰云老人。

佘丰云老人耳不聋，眼不花，吐词清楚，头脑清醒，记忆力很好，他讲述了他们的家史。

他说：我们老家是老河口（武汉）的。当年，是我的 13岁 曾祖父佘运迪同三个兄长一起从武汉逆江而上，来到这里安家落户的。

是什么原因使佘家移民于此呢？

我们在佘家老坟找到了一丝线索。按“清授乡饮故显考佘公讳运迪大人之墓”碑称“先严陆军少校六等文虎章父生于咸丰七年八月初二，卒于民国九年五月十八月，享年六十四岁……”，可推算出佘运迪是于1870年移民到此的。

1870年长江重庆段洪水泛滥，宜昌被淹，可想武汉也难逃厄运。佘家此时移民，应该与这场水患有关。佘丰云老人说：听长辈们讲过，在武汉的祖辈算得上是富裕人家，有的在官场还有一官半职。就在这一片汪洋、面向死亡的情况下，为了躲避洪灾，佘运迪的长辈只得做出了一个残酷而正确的决定。佘丰云回忆了祖辈们留下的原话： “留在家里等死，还不如远走他乡，或许还有一丝生存希望。”于是，佘运迪等兄弟四人受父命背离故土，逃难到此。

佘家兄弟四人初到此处，其中一人到磨沟居住，佘运迪兄弟三人，白手起家，开荒种地，生活窘迫，家境十分困难，兼靠给泥沟郭家纸厂做工养家由于佘家弟兄干活踏实，虚心好学，干了不久，便租赁了郭家纸厂。谁知佘家运气不佳，恰遇干早，连肚子都吃不饱，更没有心思和能力去经营纸厂了。

纸厂倒闭、家徒四壁，佘家已至乞讨的地步。就在这山穷水尽之时，佘家人不甘如此败落，用高瞻远瞩的眼光，决心背水一战，遂向已经联姻的地方财主邓家求助，大胆借粮40石，按市场价每斗400钱签约。谁知次年干旱持续，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粮食价格暴涨，出现了“斤钱难买斤粮”的局面。佘家也趁此机遇，把40石粮食，除自留10石外，余30石按市场价，以每斗一串二百钱，高于原息3 倍的价格外放。而邓家厚道，重信用，遵守协议，加之是亲戚关系，只认原息，不计其余。佘家也从此有了积累，倾刻暴富。当地人至今有：“佘家发得是邓家财”的说法。

为什么在短期内粮食价格能翻番呢？

光绪二至四年（1877至 1879）正是华夏大地干旱的年份，故称“丁丑大荒”。山西饿死者十之有三，河南饿死300多万，宜阳流亡人口十之六七，襄城流亡人口十之三四。河北、陕西等众多省份都是重灾区，陕南也在其中。由此可以推测，佘家向邓家借粮和放粮时间应该是1877至1879年之间。也就是“丁丑大荒”给了佘家猛发财的机遇。

古人说：“金钱撵堆山”。不久，佘家买股票中彩，得黄金、银元几十箱。凭借这些厚实的资本，相继兴办纸厂、油坊、染坊、药铺等商业，买田置产，吃地租课30多石，仅商房铺面占构元半条街。结合匾中所列老河口、汉中、兴安、平利、白河30余家商号分析，佘家经济实力之影响与商业联系，实已远远超出旬阳范围。

而当佘运迪去世之后，家族中人已不再继续创业兴家，有的贪占家产，据为己有，有的赌博吸毒，肆意挥霍，加之时任乡长任耀丹，(绰号人命治)是个心狠手辣、贪得无厌的刽子手，伙同土匪，搜刮民财，把佘家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尽皆掳走，以致在抗战前后，偌大的家业财产已败落几尽，留给后世的只有一座不甚完整、日渐残破的古宅院和上述两块亦有残缺的匾额，而隐含其中的却是一位移民先期辉煌、身后堪叹的兴衰史。

通过佘家的家史，再从两匾的题字内容和赠匾人的职位分析，佘家富裕以后，主持家务的佘运迪并没有固步自封，贪图享乐，而是急功好义，广泛结交各界朋友，积极捐资捐款，为地方的公益事业做过无数的奉献，成为旬阳各界的风云人物。从而也因此影响，层层上传，直至京城。

“急功好义”匾。从该匾首题：“中华民国副总统陆军大元帅兼鄂省都督黎题赠”来看，“黎”当为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由管带、统带擢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后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1912)当选为副总统。1915年袁世凯解散国会，设参政院，黎元洪被  任命为院（议）长，安置于京城瀛台。袁死后由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由此推断赠送“急公好义”匾的时间在1912年至1914年之间。再从佘运迪 13 岁到此地推算，佘运迪受此匾时的年龄是55至57岁之间。由此证明，“急公好义”匾略早于“康疆逢吉”匾，但相隔时间不长。

尽管佘家的社会影响虽然逐步扩大，其声誉上传京城，但若得到贵为一国之副总统的赠匾并非易事，况且是为一个普通的且信息落后闭塞的陕南山区的农民商人赠匾，更是难上加难。甚至还能给这位并非行伍中人授于“陆军少校六等文虎章”头衔，更是显得有些滑稽。那么佘运迪和黎元洪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其中必有其特殊的秘密。

佘运迪的老家在武汉，家族有官方公职人家，武汉又是佘家的最主要物资转运基地。而这些条件给了佘运迪接触时任鄂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的机会。加之此时的黎元洪虽为副总统，却长居武汉和南京，并未赴京。佘运迪是汉口人，在地缘上与黎元洪是同乡，后来生意做的那样红火，在社会各界有一定影响。加之佘运迪又是急功好义之人，在武汉老家做了很多公益好事。

从另一匾“康疆逢吉”匾的暑名可以看出，“老河口”排列首位，可想佘运迪当年在武汉的关系和影响。可以肯定的是，佘运迪在当年所做的贡献非同一般，否则，不会有如此之厚重的匾额和“乡饮”之誉称。

佘丰云老人还说：余运迪的其中一子，绰号“蛇（佘）变猴”，意思是能说会道，白的能说成黑的、无的能说成有的来。此人外交能力极强，常住武汉、西安等地，可谓是佘家的“外交大使”。由此可见佘家的荣誉、社会角  地位和各界的关系与此人不无有关。

“康疆逢吉”应读为“康强逢吉”。在古代“疆”同“强” ,属一字多音。

据佘丰云说：此匾是为佘运迪的祝寿之匾。根据佘运迪的墓碑和赠匾的时间推算，此“康彊逢吉”匾是为佘运迪的59岁寿辰的祝寿而赠。，南京  “康疆逢吉” ,语出西汉末年故事：汉平帝元始三年春，王莽“欲以女配帝为皇后，欲固其权”，太后遣人“纳采见女”又“以礼杂筮，皆曰：‘兆修出家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其意是说这任大的。门亲事契合兆卦，大吉大利。借用作祝寿题匾之语，便被合并为“康疆逢4年之吉”。此匾是为佘运迪贺寿所立，表达了题赠人希望他身体健康，家业兴旺，事事平安，吉祥如意的心愿。匾中所列时任洵阳知县田农庄、华进达、李秾藻、李梦彪之生平事迹，表明佘运迪和这些社会名流、贤达都有不一般的交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军界、政界、司法界、教育界数人，更能反映出佘但老运迪与社会和外界联系的广泛性。凡此都足以说明佘运迪在清末民初是旬阳后的一位声名颇著、影响很大的风云人物。加之有黎元洪的赠匾在先，佘家的伍中）社会影响亦非同一般，那么这块由军、政、学、商各界联合赠送的祝寿匾，

则是合情顺理的事情。

那么在两匾之外的“文虎章”头衔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16年的初夏，袁世凯谢幕之后，国家经费捉襟见肘，国内形势动荡不安。为了控制局面，安抚军心、政心、民心，大总统黎元洪和阁臣之首段祺瑞，面对追名逐利的衮衮诸公，自然给不了真金白银，那么最好的手段莫过于授勋。从而举国上下来了一场“勋章雨”。政界授“嘉禾章”,军方授“文虎来色章”。由于授勋量大，往往把两章混淆，错把地方行政人员授于“文虎章” ,把军界人员也错授于“嘉禾章”。而佘运迪的“文虎章”的授勋时间应该是1916年后不久。应该说，按照佘运迪的身份应该授于“嘉禾章”比较合式。但鉴于当时的授勋量大容易混淆的现象和佘运迪与军方的关系以及有前者两匾的影响，授个“文虎章”倒也属于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作者简介：张先军，关口镇人，中国乡村作家，旬阳市作协会员，旬阳市太极城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