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在开篇时，曹公用了四句诗作提示：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我开始看这部书时，总感觉是扯来扯去的：从女娲娘娘炼石补天说到顽石在青埂峰下，又扯到疯疯和尚和跛脚道人，可谓扯上天又扯下地。然而曹公正是用“扯来扯去”的前因铺垫，才在后面“扯”成了一部绝世巨著。

我不知为什么，读了夏崇庆先生长篇小说《不平静的乡村》之后也有这种扯来扯去的感觉。崇庆先生虽然没有用“谁解其中味”一类的诗作提示，但他写的尚思成从县委宣传部到乡镇副书记的坎坷经历和村、组、户的各种纠葛，最后到企业去挂职锻炼，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又有谁解其中味？

我看后，认为小说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线一变四大冤”。

三线就是：一是主人公从县——镇——企业这一条人生经历成长线。二是乡村春夏秋冬工作的顺序线。三是乡村干部队伍成长的人生线。

一变就是基层政府的转型，即由向农民索取型到为农民服务型的变迁。

四大冤就是两个处分和两个人的死亡。两个处分是对于主人公尚思成所在的神川镇上一套班子和一个干部的处分，两个死亡是镇上干部小朱和老龚的死亡。

先来看看“三线”。

第一线是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主人公尚思成从县委宣传部的普通干部到镇上担任党委副书记兼任纪检书记职务，在到任以后工作处处扑在前，栽烟、防汛抗旱、维护烟农利益、计划生育、防火防盗都是当仁不让的组长，样样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在对自己要求方面严于律己，做到了洁身自好；在有违纪律的放松活动中，他避而远之，从不参与；在年轻漂亮的女同事表露出温柔之情面前，他循规蹈矩，总是用不伤感情的方法支乎过去；在为单位办公楼解决尾欠的工程款出差拉赞助时，他能自觉抵制金钱美色的诱惑，守住了自己心灵的一方净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苗子，就是因为自己的后台领导被调走，失去了提拔的机会，不得不把自己暂时的前途交给那个自小就看不起的同学老板，以图“蓄势待发，东山再起”那漫无目标的目标。

纵观主人公这条活动的线索，从职务上来说可以画做一个横放的“s”形，就是从县委单位到镇党委再到企业显得越走越低。主人公的活动线要从利益上来说就成了元宝形，两头高中间低。因为县级单位经济待遇比乡镇好，而到企业的工资又能超出乡镇的两倍以上，这样一比，我们的尚思成真的是“求不到官有秀才在，讨不到米有口袋在”了……

小说的第二条线是乡村春夏秋冬工作的顺序线。乡村自古以来就是春时播种夏时管，秋季收获冬季闲。神川镇由于财政欠缺，工资不能按时发，公用经费无来源，更不用说那些差旅费的支出了。要增加财政收入，农业乡镇没有企业，在短期内能抓上手的就是烟草税收了。而农民以前在栽烟、田管、烘烤时受尽了万般苦，结果到了收购时层层压级压价。再遇上天公不作美损坏了烟叶，有的就是赔上功夫连自己年初的投入都收不回来。要在干部和群众对立的环境中发展烟草，预留土地问题就是头等大事了。于是，乡村干部们上门求爷爷告奶奶地哄着、帮着、把钱垫着、许愿到收购时给协调一定让烟站给个好价钱，好不容易烟苗进地了，才能稍微松一口气。

到了夏季，既要给烟农帮忙防虫、打顶抹茬，还要搞计划生育、防汛抢险。进入秋季烟草烘烤阶段，又给烟农帮忙进炉分级，烘烤出来到收购时一直守着，请收购人员喝酒吃饭，生怕烟农不满意。这一切比做自己的活还要尽心，烟农丰收了干部们能落个平平，烟农的钱收少了那干部们就得背上自己的八代祖宗被人骂。

进入冬季了，防火防盗、计划生育、一年工作的查缺补漏……哎哟，想起这一条线的工作，我们的乡村干部真是可怜。

正是：

春季播种求人去，

夏级防汛也求人。

秋季收烟更难场，

冬季成了落魄人！

再看乡村干部队伍的人生线。乡村干部的人生线可以用“三无”来概括：那就是无限责任，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之所以说乡村有无限责任，因为乡村工作就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级这部门；那部门；这工作；那安排，到了乡村就是那几个人来落实。落实的好了能受几句表扬，至于提拔，那是一个乡镇几十人挤的独木桥，一般人是不作多大妄想的。如果工作落实不到位，那有的是场合受批评，尤其是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等一些要害部门的工作，那可有点“株连九族”的味儿，如果把这些单位的事情办不好，其他的工作就是再突出也能给你一票否决。更为担心的是出现了重大的责任事故，那首先要拉出来交代的还是乡镇干部，像书中所说的老谢被开除丢了饭碗子就是突出的事例。

再说乡村干部的无私奉献，小说成功的塑造了一大批性情突出的镇干部：纪检干部小胡的聪明，灵活工作的蔫蔫，政策性强的老谢，调皮的小朱等很多可爱可敬的人，描写了他们很多可歌可泣的事。其中还重点写了一个无私奉献的支部书记善良，这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担上村支部书记担子的人。前任书记就是因为家庭负担过重，一年的几千块工资没有办法支应家庭的生活正常开支，只好强行把担子交给了善良。山区没有自来水，善良的妻子是一个残废，他不在家了连吃水都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善良正是怀着立党为公的信念，一心扑在工作上：他为了调动村组干部的积极性，自己掏钱给大家发红包；他吃苦在前，修路和大家共同抬石头，用车子拉着自己小卖部的东西慰问修路的群众；他各项工作积极带头，在群众不愿意栽烟的情况下，自己先栽，带动大家；他舍小家为大家，荒芜了自己的土地而去帮助群众搞好田管……作为一个义务职干部，善良所做的这些难道不是无私奉献吗？

最后再说乡村干部的无怨无悔。

先看村上的干部。那个把村干部担子移交给善良的前任书记，他在移交的时候就给善良交代，叫替他暂时先顶一段，待他出去打工经济好转了以后再回来继续干。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以前当干部虽然“吃亏”，以后在合适的时机还要继续“吃”下去。善良干上以后倒是讲的很直接：当干部就是要吃亏！

这话说得多接地气？他开始是这样说的，后来也是这样做的！

再看镇上的干部。作者所写的神川镇从党委书记到初次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他们面对困难有哪一个退却过？书记、人大主席、镇长、纪检书记这些人都是镇上的精英，面对干部在夏季连电扇都用不上，有的中暑昏倒；机关借房办公，交不起房租；办公楼尾欠五十多万块钱不能正常交付，干部们下乡拿不到补助，出公差没办法报销，上级没钱给，政府工作没办法运转，在这些困难面前他们能怎么办？他们拉赞助解决困难，维护政府工作运转，换来的是自己受处分。他们有过怨言吗？没有。他们不止是没发怨言，纪检书记尚思成还从检查的角度作了自我反省，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呵！

一般干部中，那个小胡的父亲是领导干部，按照他的能力和社会关系是可以到企业去挣大钱的，但他就是守着纪检员这个岗位做着无悔的奉献。还有老谢、老龚、欧阳等等这些人，他（她）们就是再苦、再累，从来就没有谁说过一句当镇上干部后悔了。在神川镇上的一班人看来，乡镇干部本来就该受苦受累受气，这是正常不过的事情，正常的就像早上穿衣服晚上要脱掉第二天又要穿上一样，没有穿穿脱脱的后悔！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基层政府转型的变迁。

从古到今交皇粮国税，这已经成了庄稼人的习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把收粮变成了收钱，这种转变农民也能勉强接受。关键就是后来加了特产税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这一下把乡村干部搞被动了，农民栽果树、种经济作物都要收税，有的经济作物苗子还在地里就要交税，加之计划生育这是要改变历代传下来的生育观，干部去做工作时被骂那是常事。所以，当时就普遍谈论乡村干部到农户家工作是“催粮要款，刮宫流产”，这样的对立如何能使干群关系搞得好呢？特别使人难为的是，干部们一方面做着和群众对立的工作，一方面还要喊着“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说这是口是心非。因而，就出现了抗粮抗税、群体上访甚至一死相抗的事不断发生。造成的结果就是小事压、哄或者许愿息访，大事，特别是出了人命的事就拿出砸掉干部的饭碗做代价来平息。

可好的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进入新世纪以后，逐渐开展减免税费的试点，免掉了农民的各项税费，这样才真正把“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策落到了实处。

然而，农民在接受服务的新政策面前也有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像小说中介绍的吕老三这一类人，干部们去动员他从滑坡危险区搬离，他不但不配合，还提出种种的非分理由进行刁难，并撒泼、辱骂。这说明，尽管政策好了，但是如何享受好政策的教育也要跟上去。

小说中，除开以上所说的“三线一变”以外，对我感触比较深刻的还有“四冤”，就是前面说的两个处分两个死亡。我说的冤并不是冤案和冤屈，是“可预防”、“不为啥”、“划不来”的多种综合意思。我认为这“四冤”是可怜、可惜、可悲和可叹的，就是可怜的老谢，可惜的一套班子，可悲的小朱，可叹的老龚。

第一个冤：可怜的老谢。老谢在纪检书记尚思成带领他们一行去清查退耕还林的工作中，他是副组长。尚思成被通知回单位时就把组长的责任交给了他，当他看到那个老汉没有按照政策要求退耕时，就说要对老汉处罚二百块钱。这是一个关键点：有处罚政策，每亩地上级补助有二百块钱，老谢说这些话并不是无凭无据，谁知老汉最后竟服毒自尽了。为此，老谢也被开除了。

老谢，他多年吃的是“轻省饭”，很少参加体力劳动，现在不得不去做那些连文盲也会做的农活，同时还要经受精神上的磨难。我敢肯定，他在初次下地那十几天的日子是难受的，平常干活累得吃不了饭，满手的血泡捏不住锄把，犁地扶不住犁把，背粪时肩膀被背笼系勒得像火烫一样……四十多岁的人，从细皮嫩肉要变成满手老茧并不是一日之功，他一时咋能受得了？

可怜啊！

现在来说第二冤：可惜了镇上这一班子人。神川镇上的一套班子人是高素质，责任心很强，办法多，方法也灵活，这些是无可挑剔的。他们为公事攒了“私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这是由于大小两个环境造成的，没有以权谋私的动机。

从大环境来说，当年退耕还林清查死了人，干部老谢被开除，这影响是相当大的。再说小环境，镇上没钱支付办公楼的尾欠款，这样他们就研究了以后采取集资办法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做这事麻烦的就是记者探听到风声以后要来采访曝光，从那个记者来说，出发点也不是一定要弄出什么难堪来整他们，目的是想以此为题来摸一点“油渣子”（油渣子：陕南形容谋小利的人是摸油渣子）。对这种情况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宁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应该给这个“小人”一点东西打发走了图个安宁。

但是，镇上没有这样做，并且那个爱出风头的副镇长还去把记者“训”了一顿。在这里，书记和镇长也有责任，他们只是一味地沉浸在办成了事情之后的喜悦中，缺少政治敏锐性，以至后来造成了没办法弥补的损失。

再说第三冤：可悲的小朱。小朱做事务实，平常下村遇到难缠的事他是纪检书记的好助手。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志，被住在滑坡地段吕老三的一再刁难，在抢险时不幸以身殉职。如果说，吕老三能按照镇上干部的安排及时撤离，这个悲剧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吕老三就是在搬离前提出要房子，要公路，要误工补助这些镇上干部一时办不到的事情作为交换条件，耽误了撤离时间害死了小朱，这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

作者写这两件事具有明显的对照：以前向农户索取中造成了一个农民的死亡，现在向农村投入服务的工作中一个干部失去了生命。他向社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话题：那就是政府由向农民索取型朝服务型的转变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向农民收款会死人，为农民服务还是会死人，对农民的教育跟不上去，在农村任何工作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最后说说那个可叹的老龚。老龚家贫、务实、忍辱负重、党性强并且心态好。他有病了不治疗一直拖，直到身体不能动了还操心着工作任务没有完成。他的病一到医院检查就是癌症晚期，这说明在之前一直没有检查过。他至死忠诚于党，直到死之前还是以组织纪律为先，交清了党费；他心里装着同志，担心拖得时间太长单位要花钱，于是离开医院到别处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光明磊落，写出欠款清单，并嘱咐把欠款用死亡抚恤金归还；他有人间大爱精神，死在宾馆生怕牵连服务人员，写了书面遗嘱把前后事情说得明明白白。

如果说，老龚的病情及早检查治疗也不会那么早的就告别人世。但是，他就是因忙于工作，囊中羞涩没有去检查，最后导致了那么的结局。这样一个好人走的这么早，真让人叹息！

当然，《不平静的乡村》是一部宏大之作，崇庆先生“扯来扯去”的手法都是为“不平静”这个主题服务的。这部书看似形散而神聚，我读过后经常随着那些跌岩起伏的动人情节时而欢喜，时而悲伤；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不时在我的眼前闪现，无论如何也忘不了，放不下，常常是独自一阵阵扼腕，一阵阵动情。我认为“三线一变四大冤”里面满含着一把辛酸泪，这种理解或许不符合崇庆先生创作的初衷，但是作为一个文友，我说出自己的感受，也算是一个发言吧！

2022年2月2日写于西安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
   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