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往事（21）：动乱开始 文/李康平

安康老街

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停止了，但是安康城里“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了，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并且逐渐形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一派是“安康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下设工、农、商、学（红卫兵）、文卫等8个总部12个兵团。一派是工、农、商、学（红卫兵）、文卫等六大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六总司”。两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都号称自己是“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

学校这时更加乱了，各个红卫兵造反队也逐渐分化到“红三司”或“六总司”的派系中来，各自为阵，占领教室，用床板分隔成单间、套间，有的甚至跟“迷宫”似的，当作造反队的“司令部”。我们年纪小的同学跟着关系好的大同学一起也参加到造反队里来，其实并不懂得谁的“主义真”，也不是要“闹革命”，只是觉得好玩、热闹而已。那些高年级学生不知从哪里搞来的传单、小字报，然后让写字好的同学刻蜡板，用油印机印成传单。我们年纪小的同学只管叠传单、发传单。

文革初期全国曾经兴起过一阵“红海洋”运动，即以写毛主席语录为名，用红油漆把临街的门板、墙壁都涂成红色。安康也不例外，此时安康老城新城都是一片红。党中央、国务院1966年12月28日专门下发《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通知》中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理由是：“有的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掩盖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安康城在搞“红海洋”的同时，倒没忘了留下贴大字报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大字报集中地就是安康地委行署大门两侧几十平米的高墙。另外还临街立了许多专门贴大字报的宣传栏，更为简便的是有的两个电杆之间拉根绳子，就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每天大字报前都是大堆大堆的人群。

我们散发传单时，先将16K纸的传单折叠64K大，再将一摞传单掖在衣服里面，走到大街上的大字报栏后面，扬手朝正在看大字报的人群中一撒，就赶紧走开。这情景总让我想起跟小说《红岩》里地下党员成岗秘密印刷散发《挺进报》相似，真有些紧张、刺激、兴奋。所不同的时，我们不会被抓起来，赶紧走开是怕被不同观点的群众拦住跟你辩论。

街头的“大辩论”也是当时的一大景观：看大字报的人大多是默读，如果有人反驳其中的观点，立刻就有持不同观点的另一派跟你公开辩论。那时街上常常能看到一堆堆的人群在激烈地辩论中。城里也经常看到造反群众高举红旗，押着一些被揪出来的老干部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XXX”的大牌子游街示众，有当时地委、行署的老干部，也有工厂、街道的小干部。我父亲当时是安康行署办公室主任，也在“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之列，所幸“批判”父亲的大字报从来没有上过街，更没有遭大会批斗游街。我曾好奇地问父亲何以如此？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而给我讲了这么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

有一天父亲去医院看病，在排队交费的时候，听到前面有一中年妇女在抱怨在行署烧开水锅炉的丈夫，孩子病了也不管不顾，她带孩子看病钱却不够，让她为难死了。父亲听到这里，便从自己钱包里拿出钱来给那妇女，只说先给孩子看病要紧，也没留下自己姓名。事后那妇女回家给丈夫学说一遍此事经过，她丈夫立刻猜到老婆说的大高个、说话陕北口音的一定是我的父亲，便专门前来感谢。正是像这位工人一样的普通群众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暗中给了父亲许多保护。安康武斗真刀真枪地快打到行署大院时，有群众让我全家到东关借住以躲避战火。我立刻明白了善有善报的道理。

“大辩论”无论有多激烈，都还限于言语交锋，即使偶而肢体冲突，也纯属个人行为。但是1967年7月“文攻武卫”的口号从北京传来之后，安康对立的两派立刻开始了有组织的武斗，从小规模很快急剧升级，以致在全省甚至全国都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作者简介：

李康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1972年从旬阳县神河中学高中毕业，同年12月从旬阳县城关镇入伍，在铁道兵11师53团历任战士、文书、班长等，1976年退伍在安康铁路分局工作。调铁道部后历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铁道部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铁道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铁路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退休。

本期编辑：刘萧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