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校生活 文/张利平

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记得上小学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我的理想》，同学们想象力丰富，长大后有的想当科学家，有的想当工程师，有的想当教师，最不济也是想当工人，而我写的是自己长大后打算跟四舅学习修理收音机，在金陵市集上摆摊挣钱。当然，我的作文被当成反面典型受到批评。1983年小学毕业后，按照户籍管理，我应该到陈塬中学上初中。由于陈塬中学正在迁建，9月1日，新校舍未如期交工，迟迟不能开学，于是我就到附近的仁治中学上学。一月之后，转到杨峪河中学上初中。因为父亲当时在杨峪河公社工作，杨峪河中学对外籍公社干部子女有减免借读费的优惠政策，加之当时杨峪河中学教学质量好，每年考上中专的学生人数多，因此名气很响亮，校长很牛，一般户籍不在杨峪河公社的学生不好进。在初中时我的学习处于中上游，虽然很刻苦，但智商是硬伤，1986年初中毕业，补习一年后才考上商洛农校。    

 1987年9月10日我踏入商洛农校的大门，开启四年中专生活。我们的宿舍在三楼十号，当时每间宿舍有十五平方米，住八个学生，睡木制架子床，每个学生有一个柜子，可以放私人物品。我当时报考的专业是林果，因为我看到杨峪河公社里的林业员赵叔叔经常到公路上逮贩木材的人，逮住后不但没收木料还罚款，并把他们带到公社大院批评教育。我觉得他的工作很威风，因此也想当林业员。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录取时把我录到了畜牧专业，我有些不爽。后来一想，能考上就不错了，学啥都一样，也就慢慢淡忘了专业的不好。农校当时实行供给制，给我们每月发31.5斤粮票，28元菜票，新生开学还给发了一床褥子。宿舍楼每层有一个男生厕所和女生厕所，有一个公用的水房，我认为条件很好。记得开学第二天早上去食堂打饭，吃的是蒸馍、糊汤、菜是熬豆角，我很满足，认为这里的伙食比我们初中老师灶上和杨峪河公社灶上的伙食好多了，记得当时教师和干部早上吃的是咸菜。

农校四年，我们的教室也一直在教学楼三楼的西南角，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宿舍楼、大礼堂及学校门口的商店。中午十二时许，小南风一吹，食堂里饭菜的香味直扑鼻孔，凭借气味我可以准确猜测到中午学生灶上是炸酱面还是米饭炒菜。同桌小张对我鼻子的灵敏度和大脑的判断力不服，曾和我打过多次赌，但我都赢了，于是他认为我就是一个吃货。记得当时第一学期学的是基础课，比如数学、语文、化学、物理、思想政治、马克思主义基础、革命建设等；第二年开始学习专业课，有饲养、微生物、生物解剖、各论（养牛学、养羊学、养猪学、特种动物养殖等）、中兽医、临床医学等。记忆中比较深的老师有教饲养的李秀森老师，他讲课风趣幽默，擅长把重点知识编成顺口溜教给我们，比如：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葱辣鼻子蒜辣心，唯有辣子辣的深，辣了前门辣后门；背风向阳、坐北朝南、地势高燥（建养殖场的选址标准）等。教我们微生物的陈宇瑞老师不苟言笑，讲课言简意赅，每次上课都在黑板上写下不少板书笔记，让我们抄写，常常一堂课抄四五页笔记，抄完笔记，我们也掌握了本节课的重点知识，不过课后右手腕要酸麻半天，同学们笑称他的这种教学方法好是好，就是比较浪费学校的粉笔。教我们革命建设的王忠孝老师上课激情满怀，声音洪亮，常常自我陶醉，现在关于革命一词的解释我还记忆犹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运动！”还有教我们体育课的姚财旺老师，教生物化学的牛凤琴老师，教英语的陈敏老师，教统计的汪晓黎老师，教语文的刘百记老师，教临床的陈新庄老师，教革命建设的刘生秦书记，教道德的杨永镇校长，教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杨光老师，教生物解剖的张合银老师，教繁殖的陈守荣老师，教中兽医的张孝春老师，教各论的陈光裕老师，教物理的魏书灵老师，教遗传的陈徽清老师，教思政的刘佩璇老师，教实习的吕玉卓老师等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他们个个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教学认真，爱岗敬业，灵魂高洁，不但教给我们扎实、过硬、实用的专业知识，更是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并成为我们做人的楷模。

农校四年，我一直和小张伙饭，并与他坐了四年的同桌。我俩性格相仿，能够谈得来，关系一直很好。小张是洛南石门人，爱吃豆腐，而我爱吃肉，每次打饭，我要打肉，他要打豆腐，意见不合时往往他会让着我，满足我的要求打一份肉。于是我吃肉，他吃其中的配菜，自然他有些吃亏。我们在每月月初打两个菜，月中或月末就两人共吃一份菜，以节约菜票。记得冬天的早上，我俩都不愿起床打饭，我睡在宿舍靠窗的下铺，他睡在靠门的下铺，中间隔一个柜子，我们都想让对方起床打饭，因此常拼谁更有定力。我俩假装睡着了，其实偷偷的看对方是否起床，几次不约而同的互相张望，彼此尴尬不已！不过，他有大哥的风范，比我勤快，早上的饭十有八九是他打回来的。晚自习之后肚子饿了，我们就在宿舍楼上买煎饼吃，每个煎饼一毛五，是学校几个师母为了补贴家用在家做好用竹篮提来卖的，师母手艺不错，煎饼卷上洋芋丝，夹上辣子，真乃人间美味，同学们都爱吃，我认为那煎饼的味道堪比后来在煎饼屋吃的煎饼！有时小张会带我去东店子村口公路南边一家简陋的面馆吃大碗面。卖面的大婶长的有些像《乡村爱情》里的谢大脚，我们私下里叫她胖婆娘，把那个面馆叫胖婆娘面馆。当时大碗面每份四毛钱，宽面下锅，再配些豆芽和莲花白，捞出调些盐、酱油、醋、辣子，很好吃，可惜现在再也吃不出那时的味道了！

由于农校毕业包分配，因此我学习马马虎虎，只希望每门课能够及格就行，四年之后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就好。即便如此，我记得还补考过遗传和生物化学两门课，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真是荒废了四年的大好时光。上课之余，我热衷于玩耍，常和同宿舍小刘去丹江河边胡溜达，去宿舍楼东边桐树林练功，去北新街消防队对面工人俱乐部看武打片《霍元甲》、《陈真传》等。可以说农校四年是在快乐中度过的。到了第三年，同学们互相熟悉了，由于伙食好，身体也发育的强壮多了，开化早的同学开始谈恋爱，爱文学的同学热衷于写朦胧诗，爱学习的同学攻读专业课，而我只知道发呆、看小说、闲逛，整天课余时间吊儿郎当傻乎乎混日子。我们的宿舍位于南边，正对着大路，站在宿舍窗口张望，来来去去的学生一目了然。下午放学之后，其他宿舍的男同学汇聚在我们宿舍，对来来去去的女同学评头论足，讨论哪个女同学腿长，哪个女同学腰细，哪个女同学脸俊……一边品评一边打听人家姓啥？叫啥？是哪个县的？在哪个班？学啥专业的？有男朋友没有？这段时间是我们男生的快乐时光。

我生性害羞，农校四年只上过四楼女生宿舍两次。第一次是在同学的怂恿下上四楼去借初中一个女同学的自行车，她和我同一年考到这所学校，但不是相同专业。第二次是毕业时找本班女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签名留言。两次我上到四楼楼口，都觉着心跳加快，呼吸急促，面红耳赤，好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一样，见到女同学结结巴巴，词不达意。从四楼回到宿舍向同学们说了我的感受，他们嘲笑我窝囊，深深伤了我的自尊心。为此，毕业前夕，同桌小张对我的寄语是：“睁大眼睛和别人对视，你想要的一定要大声说出来！”这话太适合我的性格了，让我终生难忘！每天晚上，我们三楼十号成为谈论时事政治的中心，宿舍小李同学热衷于政治，时刻关注当时的两伊（伊朗和伊拉克）战争，常收集国际国内大事件向我们解读，并与其他同学展开激烈讨论，从他的解读中，我才知道了一些大政方针、政治动向！可以说他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晚上十点之后宿舍楼就关灯了，但我们谈性正浓，不愿散开。我们谈论了政治，又谈论爱情，三毛、琼瑶小说中的多情女子惹得几个正值青春期，满脸青春痘，荷尔蒙爆棚的同学站立窗口，面对大路发出狼一样语无伦次的嚎叫，以此发泄过剩的青春能量，他们这一行为多次引来保卫科和学生科老师的训斥……

我们牧八七班男子篮球队曾是学校四年篮球比赛的冠军，创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神话。教我们数学的张老师当了四年我们的班主任，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记得在毕业前夕，1991年7月的一天，班上组织了一次联欢会，利用班费买来瓜籽、糖果、啤酒等，同学们互相敬酒祝福，我们的班主任张志成老师主持联欢会。每位同学走上前去都向张老师敬酒，向老师汇报自己的从业设想，张老师结合本人性格做职业选择的建议。当我向张老师敬酒时，他问我毕业后干专业还是改行，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干专业吧，自己学习不好，专业课勉强及格；改行吧，自己情商太低，人脉太窄，脑子又笨，于是我说，走一步看一步吧！没想到张老师说，你还是在乡政府干吧！一语中的。果然，我毕业后干了四年专业，由于工资发不下来，我于1994年10月改行到刘湾乡政府工作去了。我真佩服张老师的先知先觉，他真乃神人也！

时间好不经用，转眼已是半生！就像西部歌王王洛宾一首歌中唱的一样：“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时光缱绻，岁月翩跹，逝去的青春像一首低吟的情诗，久久萦绕在心间。1991年7月到现在，我们离开校园已经33年了，听说部分老师已经作古，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不时在我的脑际闪现！今天，我们班上42名同学仍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华章。有的同学毕业后再未谋面，有的同学在微信上还有联系，好在商州籍的同学能经常见面。我们牧八七班的陈仓同学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是商洛市的靓丽名片！我们班还有几位同学已成为县级干部，但大多数同学和我一样籍籍无名，从事着一份勉强能养家糊口的普通工作。不管咋样，可以骄傲的说，我们牧八七班的同学个个都是优秀的！

回忆满满，书不尽言，最后，祝同学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书于2024年5月12日

作者简介：

张利平，男，陕西商州人，生于1971年，中共党员，国家公务员，闲暇喜欢阅读写作。

本期编辑：刘萧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