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中的合欢树 文/吕格侠
端午节到了,想去割点艾草。小城有的是花草,要么色艳,要么香浓,可艾草属性山野,一样不占,自然是没有,就问住在老家的二姐。
“你要不多,河边院子里就有。”二姐说。二姐家有一处闲置的场院,场院隔壁是一处荒芜多年的宅子,听二姐说是早年养路队的临时办公地。院子里两面高墙,前面一排五六间砖瓦房,后院墙就是下面七八米高的石头河河堤,靠近河堤边有一棵大树。不知是忘了,还是实在没什么用处就一直闲置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荒芜着院子里的一切。
进入院子需从河堤那边双手抱着院墙的四方砖柱,凌空从二姐家场院一步跨过去。所以那个院子平时只有二姐家人可以进去。每年我们在二姐带领下跨进那个院子,初春去掐苜蓿,初夏去割韭菜,拔野蒜,有艾草我却没有注意到。
端午节前一天,我们相约进入院子去割艾草。“呀,是合欢树!”刚跨进院子,我就眼前一亮。原来院子里的那棵树竞是一棵合欢树。合欢花的图片我是见过的,但真正的合欢树我还是第一次。
这棵合欢树已经很大了。茂盛的树冠几乎占据了院子的一半,羽形的叶子层层而上,粉色的花朵绒毛似的缀满枝头。它的花不像开在树上的,像是飘在枝头,轻柔,洒脱。夕阳下,风拉琴弦花伴舞,呆呆的木头有了灵魂,破败的院子活了过来,到处飘荡着生命的气息。
鲜花美女向来相依相伴,互相加持。大概我虽是个女人,却没有美的模样吧,经常是鲜花入眼,绿草入心,对于花草的爱有点另类。可在这荒芜中突然看见一棵树把粉色的云朵开满枝头时,万干的柔情和欢喜如璀璨的烟花在心头炸响。
“真好看。”我有点痴迷的说。
“嗯。”二姐抬头瞅了一眼,又弯腰去割散长在院墙根的艾草。
“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是一棵合欢树。”我说,为错过了很多次的花期遗憾。
“这树咱这没人栽,你来的时候也不是花开的时候。”二姐说。
“就是,咱们老一辈人光知道栽木头。”我说。想起了父亲的松柏,洋槐,母亲的梧桐,香椿。潜意识里,花前月下,是诗与远方的浪漫,与家乡潦草平凡的生活是两个世界。
“这树是哑巴栽的。”二姐笑着说。
“哑巴?咱村的哑巴?”我惊了一下。
“噢。养路队撤走的时候不是叫哑巴看了两三年场地吗。院子里的韭菜,苜蓿,都是哑巴栽的。”
哑巴姓洪,是村南头一户人家的小儿子。记忆中的哑巴还很年轻,跟着哥嫂过日子。每个人都能学会说话,为什么哑巴是个大人了,还学不会说话呢?我问父亲。父亲说,哑巴母亲生下哑巴就死了,哑巴小时候发高烧,哑巴父亲给吃错了药,哑巴才不会说话的。
哑巴的工作是给村里喂牛。养牛的饲养室建在村子上面的碾麦场边。一排土墙青瓦的房子,里面喂着生产队里的十几头牛。父亲身材高大,力气也大,是生产队里数一数二的庄稼把势,耕地,碾场等用牛的活大都是父亲干。父亲去选牛的时候,六七岁的我常常跟着父亲去饲养室。
饲养室中间用胡基砌着一溜半人高的墙,墙头上按放着一排用水泥抹的光溜溜的半圆形牛槽,牛槽边上隔一段就有一个镶在里面的铁环,牛缰绳就绑在上头,牛每动一下,铁环就叮当作响。饲养室最南面的角落里有一个土坑,是哑巴睡觉的地方。坑旁边的墙上钉着许多的本头橛子,上面挂着犁,铧,模等农具。父亲指着一头牛时,哑巴用手比划着,嘴里发出啊吧,啊吧的叫声。而我的目光投向哑巴坑脚下的一个粗瓷瓮,那里装着给牛炒的精细料。每年春耕,夏收,秋播这些农忙时间,就会给牛增加点精饲料。有时是碗豆,有时是黑豆,有时是玉米。好吃的当然是碗豆和玉米,但这两样很少,多时是黑豆。当父亲选好牛要走时,哑巴看我还望着那口瓮,就笑着从瓮里抓出一把来,装进我的上衣口袋里。我用两只手把黒豆上的皮搓掉,一颗一颗的嚼着。黑豆虽然是炒过了,但早就放凉了,不但硬而且很皮,一把黑豆能嚼大半天。但大多数时间哑巴看我跟着父亲走来,老远就笑着摆手。这时我心里就有点失落,不跟着父亲进去,一个人去饲养室外面溜达,摘碾场周围哑巴种的花。
哑巴种的花只有两种,一种是茄儿花,一种是喇叭花。这两种花村前屋后也有,但这儿一棵,那儿一串散落着,不引人注目。哑巴的花是方方正正的四面花墙,围绕在碾场边。深蓝色的喇叭花缠绕在粉色或白色的茄儿花杆上,鲜艳夺目,像从天空落下了一圈彩虹。村里的嫂子们说哑巴把花当媳妇养了。
我先把茄儿花摘下来,把它的花瓣轻轻的一分为二,粘在额头,脸蛋上。再拽几根盛开的喇叭花藤蔓编进我的辫子里。小时候我唯一自豪的是有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当父亲带着满头开花的我走过时,人人都会说“这娃的头发真好。”这时,六七岁的我无比的骄傲。
一天吃过早饭,父亲对母亲说:“给哑巴装两个馍吧,哑巴在饲养室自己做饭呢,要啥没啥的。”
我听着,想起了哑巴的花,哑巴装在我口袋里的黑豆,便偷偷的将两个红薯装进口袋给哑巴捎去。哑巴接过那两个压扁的红薯后,双手挥舞,呜呜呜的叫着,我不知道他是笑还是嫌弃,吓得哭了起来。哑巴愣了一下,然后飞快的从碾场边扯过来一大把喇叭花横七竖八的缠在我的身上。看我穿着满身的喇叭花在碾场上跑,碾场干活的大人都笑了起来。
“哑巴现在咋样了?”我问二姐。几十年过去了,故乡的许多人和事虽在心,却已尘封了,需要重新打捞才能唤回来。
“老了,八十多岁了。前年得了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腿脚不方便,被侄儿送县城的养老院去了。”二姐说。
“那哑巴走时合欢树开花了吗?”我问。
“大概没有吧,哑巴拿回树苗栽时才筷子粗,他在这个院里也就两三年时间。树苗还没长大呢。这都十几年过去了,门一直锁着,他也进不来。”二姐想了一下说。
“哑巴不知道他栽了也看不着吗?”我问二姐。
“哑巴爱花。他心里啥都知道。”二姐说。
“那这树还长的好,没旱死。”看着院子里坚硬的沙土,我为这棵合欢树庆幸。
“嗯,有时太旱了我提两桶水浇一下。”二姐说。
二姐是个胖子,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把一大桶水拎进来的。
“那这花是你一个人的花了。”我笑着说。
“我也只看过一两回。”二姐漫不经心的说。
“十几年了,你只看过一两回?都不值你那两桶水。”我嗔怪着二姐。
“忙起来就忘了。天太旱浇水时当上了,见过一两回。”二姐说。
二姐的忙我是知道的。地里,家里,姐夫开的诊所,每天她像一个陀螺一样转到黑,腿脚都是肿的。两桶水的浇灌是她对这棵树的爱护,也是对生活的宽容。种下花,心是就已有了花,不管看得见看不见,那种美好就已经在平凡的生活中芬芳馥郁。
我猛然觉得我的矫情不如这一地的沙土。
“那哑巴一直住在敬老院吗?”回忆让许多温暖像浪花一样在心头荡漾。
“他侄儿还好,逢年过节会接回来住几天。明天是端午节,大概这会接回来了吧。”二姐说。
艾草梱好了,我拿来镰刀从树上挑了两个花开的最繁最艳的枝条割下来。
在村口,我看见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那是哑巴吗?”我问二姐。
每次回老家,蜻蜓点水似的,年少的不认识,年老的很少见到。真有种“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觉。
“就是的。”二姐说。
的确,哑吧很老了。如果不是二姐说,我是认不出来的。干瘦的身体蜷缩在轮椅里,一件土黄色的上衣挂在身上,刮的精光的头皮是黑褐色的,望过去像一段没了枝叶的老树根。
“嗨!”我走过去把手里拿的合欢花在他面前摇晃着。
“啊吧,啊吧。” 哑巴望了一眼我,用手向二姐比划着。二姐用手指比了一个三字,试图向哑巴介绍我,说:“霞,霞。”我是我家老三,看哑巴还是望着二姐,一脸的不解。我用手模仿着哑巴当初往我身上缠喇叭花的样子,又把两个衣服口袋拉出来,装着向外掏东西的样子。终于,哑巴似乎想起了什么,张着空洞的嘴叫着,那神情异常的兴奋。
我把两束合欢花递到他手里,又指了指那个院子。二姐也指了指那个院子,又做了一个栽树的动作,说“你栽的。”哑巴明白了,嘿嘿嘿的笑着,把两束花翻来倒去的看着。
要走了,哑巴把花使劲往我手上塞,我拿了一枝。那花在花瓶里不几天就干了,流苏一样挂着,但我的心里老记得是它盛开的样子。
作者简介:
吕格侠,陕西省宝鸡市人,一个用笔尖捕捉阳光,用文字记录生活的文学爱好者。
来源:秦岭文学
本期编辑:刘萧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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