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任登春的坟墓前非常清静，那里的空气似乎都有些凝固。

他是在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三日离开我们的，虽然已经多年了，但我却觉得宛如昨日。他们一同路走的共计八个人，都是因保护集体森林而遭的不幸。说起他们走的那几天。我们村上就像天塌了一样，人人落泪，个个叹息。我和堂兄是相处时间最长的人，对他的离去我不仅是伤心，更是一直挂念，挂念的至今不能解脱……

我们老家田山院子绝大部分都姓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家族村。人多了称呼不好区别，于是长辈对于晚辈都是直呼其名，稍微疏远一点的晚辈在称呼长辈时，都是在前面喊出名字，后面再带一声“大大”或者“爷爷”；同辈之间称呼前面也带名字喊成哥或者姐。登春哥在我们院子同辈中年龄最大，大家在称呼他时就没有带名字，都直接喊成“哥”，亲门子人都叫他“大哥”。这种称呼既是对他老大位置的公认，也是对他的尊重。我在小时候跟上别人尊称他为哥哥，自参加工作以后长期在一起，很自然就把他喊大哥。常言说：不怕生的亲，单怕叫得亲呐！

我和大哥从年龄上相差二十多岁，自小心理对他有一种长辈的感觉。他出道比较早，在我上学以前就当上了大队会计（1984年以前的大队是现在的村级组织，大队会计相当于现在的村文书），因此我小时对他既崇敬又感到高不可攀，和他说话时也有一种小心卑微之感。而他却和我截然相反，见面一直是亲热地笑，和我说话也是轻言细语，和尊敬的大人说话没有两样。

在大集体时没有个体商店，全公社就一个供销社。我们到公社没有公路，来往都要从冷水河拐来拐去的涝二十三道水，一般为买一些小东西都不愿专门跑一趟。但大队干部不一样，他们经常要到公社去开会，尤其是会计业务比较多，跑的自然要勤一些。这样，大哥自然就成了院子农户的义务采购员。

那时公社一级也没有旅社和饭馆，队上干部们开会都是当天打来回。我们到公社有三十多里路，大哥要去必须赶早才能往返。隔不上几天，在天麻麻亮时，直穿院子的大路上就有很多人围住大哥要热闹一阵：

这一个说：“登春，你下公社去吧？那请你给我捎扯几尺白洋布。”

“行啊。”大哥回答。

接着是一阵算账和数钱。

哪一个说：“登春，我想买一个顶针身上没带钱……”

“不要紧，我给你捎上。”大哥笑眯眯地应承道。

又来了一个说：“大哥，我妈感冒了，不知道要买啥药？”

“不买了。我屋里有感冒片，你去就说我说的，叫我妈给取几颗。”大哥很和气地解决了难题。

到天快黑时，大哥回来了。他在大路上一路走一路喊，热心地给大家分发东西……

说到这里，我联想起了解放前的八路军，他们那时到了老百姓屋里，经常要帮忙干一些扫院子、挑水这些细活。这些活虽然不重，但是却很得人心。大哥正是为大家干了这么一些小事，得到了所有人很好的评价，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这样就很自然地受到上级领导的青睐，把他当做重点的培养对象。

我记得那是在大力普及样板戏的年代，公社抽调了三个人到县上去学习革命歌曲。那时能去接受这种训练就代表先进，是最光荣的工作，大哥也很荣幸地在被抽调的三个人之列。

虽然说光荣归于光荣，那毕竟是荣誉问题，但是在学问面前就不单是光荣能解决问题的。大哥他们几个人以前没有文艺方面的功底，这次只是训练了半个月，讲课的老师就给他们一人一本曲谱叫回家搞“普及”，这真是有一点赶鸭子上架的架势。那时是以革命的战天斗地精神为主，加之搞什么学生做工，农民唱戏，解放军种地，就是学生念的书本都跟不上形势了，老师整天念报纸，你说那形势发展逼人逼到什么程度了啊？在这种形势的压迫下，大哥他们就是干不下来又有谁敢说呢？

几个学习样板戏的大队干部没有办法，他们回家后只好先从本大队开始教唱。大哥回家的那天晚上就召集了所有的贫下中农在大队部开会，传达了县上训练会的精神。当时到会的人都很激动，认为自己是比其他队的社员提前听到上级指示的，况且本队地主富农都没有参加，自然感到无比的光荣。

大哥把 会议精神传达以后，接着教大家唱《红灯记》里面李玉和的唱词：“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农民们常年干的是农活，对于唱歌是外行，大哥用了几个晚上才勉强把这首歌子教会。

不长的时间，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在教师会上领到了样板戏的歌本，拿回来以后自然很快要给学生教唱。我们一听老师的唱曲和大哥教的那是天差地别，尤其是第一句“提篮小卖”的四个字，大哥教的是“提篮小卖——”，落尾是直声，显得很柔软，没有时兴的英雄气魄；而老师教的是“提篮小卖（哎哎哎！哎哎哎——）”，显得节奏有力，气势宏大，大家很自然说老师唱的正确。大哥很虚心，他在社员会上给大家说，自己在曲谱方面是个外行，今后唱样板戏要以老师教的为准。为了纠正错误，他还专意把老师请到社员会上给大家教了几次。这样，老师很受感动，社员们也没有人讥笑他。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不是学音乐的，半个月时间能学到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他这种在知识面前谦虚谨慎的态度都很佩服。

众人的佩服并没有抹去大哥心中的阴影，经过教唱样板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和老师的差距，他明白在知识面前是没有半点虚假可做的。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他就用毛笔在红纸上写了“提篮小卖拾煤渣”几个大字贴在办公桌前的墙壁上。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又些人问他：现在歌子都唱熟了，你为啥还要写这些东西，能起到啥作用呢？他并不置可否，别人问急了回答的只是淡淡地一笑。我那时很小，对这些事也不明白，直到后来在一起工作闲谈时，他才给我说明那样写的原因。这些，是我后面才能说明的事。

大哥正因为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求知欲，加之他又很聪明，因而很快在全公社大队干部中成了响当当的角色。公社每年报表他是总稽核，就连全区五个公社的大队干部和脱产干部考核业务他也在前茅，全县在会计打算盘比赛中他竟连着三年得了第一！

这还了得！一个小小的的大队干部竟是如此出众，这件事很快引起了县区领导的重视。当时县上有醋厂、玻璃厂、酱醋厂等十几个厂，县上领导向区领导征求意见，要把大哥安排到企业去当会计。区上领导不愿意放人，推说以后要把他抽调到区办厂上去。公社书记年终在区上开会挖到这些风声以后，就连夜赶回单位召集领导开会，大家经过讨论以后当时就发了文件，把大哥安排到公社综合厂去当厂长。

那年，我刚好上高中。我从家到学校要经过公社集镇和综合厂，有幸在上学的来往中亲眼见证了大哥初到综合厂的艰辛。我也就是从那时接受有了爱岗敬业的教育，为出社会几十年踏实勤奋地工作打下了基础。当然，这些是以后的事了。

你别小看社办的综合厂虽然收入不高，但门道却很多：有火纸坊，皮纸坊，木匠坊，铁匠坊，篾匠坊，漆匠坊，藤椅坊，推钢磨，发电照明等等，社办厂虽然不是国家发工资，但却是属于国家的管理单位。农业社时农村生活普遍缺粮，但城市居民不担心这些，他们都是由国家供应口粮，每月三十斤，天干雨涝不担心。那年代作为农村人最大的理想就是如何想法跳出“农门”，吃上国家供应的口粮。当时公社综合厂的老厂长只会做木活，缺少管理的知识，主要是占有指标粮（指标粮就是国家把一定数量的商品粮指标统一分给企业，由企业根据人员变换进行安排）的优势才勉强撑住企业没有垮台。那几个项目如漆匠坊，木匠坊，篾匠坊等等，说起来是个“坊”，实际上也只有一个人。可以说，大哥到那里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单位不能提出公共积累不说，就连工人的工资一月也才能拿上十几块钱。在那样的穷厂子里当领导，按照现在时兴的话说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啊！

尽管是机遇也好，挑战也好，大哥历来注重的不是这些字面上的东西，他所信奉的信条是：事在人为，“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不管什么行业，只要别人能干成，我也能干成！

他进厂的第一件事是抓大带小。尽管综合厂的生产项目多，但最大的还是皮纸坊和火纸坊，这两种纸坊的纸浆原料加工都是依靠水力带动的。当时厂里的堰道尾是从冷水河心拦起了一堵石坎，里面铺上青树稍，上面压一些碎石，然后用人工背一些细土倒在上面挡住水不能向外流，这在做火纸的活路中是最重的一项。偏就这一项，大哥一天都没空过，始终和工人们同在工地一同抬石头，一同砌墙，一同背土。我们经常见他在厂里放下这样又拿起那样，总是不得闲。当时很多人对这种做法很不理解：再差也是个厂长呀，为什么比工人还要劳累呢？

正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大哥并不是想当一个普通的工人，他是要把各行各业都摸透以后，才开始施展自己的宏伟计划。在亲手操作了一年之后，他逐渐地“懒惰”起来了，很少再和工人们一起同劳动。相反的是他在外面跑的勤了，综合厂里面的几个亏损项目精简了，纸坊是龙头项目，不到两年又建了两个新厂，收入翻了几番，工人们拿的工资比公社干部的工资还要高。这，在大公社时是怎样的效果呀？  

原来全公社就是供销社、粮站和综合厂三个企业，前两个是国营，名义上归属于公社管理，实际上也管不了，说实确一点是沾不上边。只有综合厂，公社在管理方面划拨给有指标粮，可以调整厂长。在日常用钱方面如果把厂长玩转了实惠也是很多的：当时财政不能报销烟酒，全公社在开干部大会时可以叫企业赞助一点钱，上级来人也可以安排到综合厂去吃喝。领导们为了管住综合厂也是费尽了心机，他们一方面是从社办企业着眼，另一方面是从笼络人心着想，在换届时把大哥拉进了公社党委委员的行列。在政社分设之前公社是股级，委员虽然没有什么级别，但是可以参加全公社最高决策者的会议。我们村上有大哥在党委里面，人们不仅是办事方便，遇事时还能找他帮忙伸张正义。

我感受最深的是自己在当代理教师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是我从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中心小学叫我在本大队学校代理教书。我当时非常兴奋，那时的代理教师可不简单呐，某种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年轻人前途发展的起点。同学校的一个老教师是公办身份，那个家伙才不是个东西！总认为我是代理教师没有他的身份硬，就在学生面前百般地羞辱我，在我讲文化课时把我从讲台上撵下去，然后他给安排劳动课。

这些欺负人的做法被大哥知道了，他回家时专门抽时间对那个老教师作了规劝。然而，那家伙不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发动学生围攻我，叫学生给我提意见。当时德杰叔父在中心小学当会计，他们二人商量以后，向公社领导和校长反映了情况，对那个老教师在全公社教师会上作了严厉的批评，这样我才能顺利地代理下去。我从此感到，年轻人初次步入社会是很艰难的，有人扶一把是多么难得的啊！

一九八三年我调入公社的信用社工作，直至后来进入乡镇府任领导职务，几十年时间我就一直和大哥在一起。我由于常年在单位，这样我与他接触的时间，比和家里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一些。因此，我们弟兄之间有事在一起商量，可以说无话不谈，感情之深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然而，世事的发展往往超出人的预见，我情感上最不能解脱的是大哥一手建起来的综合厂竟能毁在我的手上！

那是一九九七年，当时我在张坪乡当乡长，同时兼任修建小北环公路的总指挥。小北环公路是县政府规划的工程，我们乡内的路段直穿冷水河到古墓岭。由于冷水河河洪狭窄，线路必须从综合厂的堰道经过，这样就要毁掉几个纸坊的水源。在公路线确定以后，都要先告知沿途受损失的户主，协商补偿情况。

当时的情况是小北环工程属于国家以工代赈项目，上级只给爆破器材，没有补偿资金。乡上财政非常困难，根本拿不出什么补偿。那天我到大哥办公室坐了很长时间，我们开始时谈了公路的线条测设，接着谈了可以预防的伤亡事故。在谈到如何修出高质量的公路时，他谈到了自己年轻时教唱样板戏的感受，并拿出长久珍藏的“提篮小卖拾煤渣”的条幅叫我看。他动情地向我说：这记载着我年轻时的一次工作差距，我要把它终生地刻在心上，经常鞭策自己。小北环公路经过的山岩过于险恶，你作为总指挥一定要在工程技术上多掌握一些，一定要规划下来的东西坚决落实。如果像我年轻时教唱样板戏一样，遇事将就，修的高低不平。那就像我教唱样板戏一样，搞得走了腔调，群众的生命财产是要遭受损失的！

这是金玉良言！自此我这才彻底明白，他为什么把那句“提篮小卖拾煤渣”写成条幅的含意！那天扯来扯去，我一直不好开口说综合厂拆迁的事。大哥明白我的意图，他在笑着问过上级给的物资情况之后，就直言说：“你今天来的意思我明白：这路损失很大，国家没有补偿感到作难。不要担心，我们综合厂的事你先不用考虑！”

听听，这就是一个小企业厂长对待国家建设的态度！这是什么精神？这是顾大局的精神，这是公而忘私的精神，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也是弟兄情谊呀！我当时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差点要跳起来！

人们啊，不管你在办私事或者公事的时候，真正想要有一个知己的人从内心彻底认识、相互理解、无私支持那是很难找到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原甘溪区派出所的指导员王猛先生曾不无感概地说道：“工作关系就是扯皮关系，扯皮关系就是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就是弟兄关系，弟兄关系就是成功的工作关系！”

大哥他们的厂自从被我截断了两个主要收入项目以后就大伤了元气，当时只能勉强维持运转。在公路修通的第三年，他只好把工人作以安置，解散了经营几十年的综合厂。当时，全县共有六十四个乡办的综合厂在这之前都陆续解散了，张坪综合厂是全县最后一个解散的乡办厂。那年，他已经是六十三岁的高龄了。

六十多岁退休，家里宽裕，儿女都有出息，大哥在这种条件下应该享清福了，至少不劳累该是可以的吧？但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些我们小时候认为是纯粹的口号却在大哥的行动上实实在在地体现着。他回家那年就按照乡党委的要求担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依然为当地的人们日夜奔波着。他当支部书记时间不长，就带领群众架通了各户的低压网电，修通了久拖不决的到组公路。直到后来机构改革时，我们那里原来的七个村合并在一起，依他的年龄是没办法再管理这么大区域了，自此他只好放下了肩上的担子。

然而，百姓们对一个人买不买账并不在乎他当不当干部，大哥的公心已经在群众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大家都把他当做是是终身的村支部书记。这些，他的儿子任茂海在纪念文章《父亲，你别走》一文中作了深情的回忆“因年事已高，加之身体不便，爸爸主动请辞村党支部书记，但在乡亲们的心目中，他已经是终身制的村干部了。不管是邻居之间的纠纷，还是家庭内部矛盾，总是爱找他去给评理。因为大家觉得他是值得托付和信任的人。2011年腊月二十八凌晨2点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把我们从梦中惊醒：“登春表哥，快起床！我媳妇跟我吵架，要喝农药自杀，求你快帮帮我！”爸爸起床问清情况后，二话没说，跟着那个小伙子摸黑到了他们家里。经过苦口婆心的调解和劝和，小伙子与他媳妇和好如初，一家人过了一个安稳年。”

正因为群众的拥护，大哥在一切行为中自觉而努力地做到不辜负父老乡亲们的希望，事事都要给大家做出样子，样样公益事业都要带头做好。这是信任的“逼迫”，也是党性的要求，更是大哥几十年的修养！

然而，天逆人愿！在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三日中午，集体林遭受火灾，全村人都去扑火。大哥带领乡亲们几反几复，扑了东山扑西山，最后，他们共计八人在这次灾害中集体遇难……

苍天流泪，大地伤悲……

没想到，大哥的一生至此用如此的形式做了定论。尽管他走的方式不能使人接受，但他无愧于人生，在几十年的公社党委委员和综合厂厂长的岗位上克己奉公，政绩突出，这些都已经被记于县志。这使他爱岗敬业的史书形象能载于史册，高风亮节能昭于后世；他胸怀大爱，为人谦和，助人为乐，先人后己，享有众人称赞的口碑，这无疑使他公正的民间形象能长远的受人敬仰，做人的品德传至于子孙；他虽没有被拍成长片电视剧，但他的事迹已经被多次拍成纪录片作以广泛宣传，依他为原型的人物已经被写进长篇小说，这将使他的文学形象越来越受到文化界的认同。根据人生的史书形象、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流传来说，他的这三种形象是完美的。他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他无憾，我们骄傲！

……   

我久久地站在大哥的墓前，耳边似乎又响起了“提篮小卖拾煤渣……”那句音调不准的歌。那声音熟悉但遥远，那是大哥年轻时的男中音，是他奋进的鞭策语，是他自我激励的立言！

我的心随着这歌声被紧紧地锢住了……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三日写于西安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刘萧娇

责任编辑：肖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