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辛国余调到洵湾乡，才开始的时候确实太忙了，一直没有顾得上到冷水乡来搬家。几个月后，他把新单位的工作基本理顺了，才顾得上到冷水乡来处理自己的事情。他来搬家时，我把他送到洵湾乡上。在和他分手时相互之间都感到依依不舍，他反复给我嘱咐：

“你现在还是比较幼稚的，可以说对领导工作还不沾边！要当好基层领导，并不是一占上领导的位子就能进入角色，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的摸索过程。你要记住：初开始当领导是一个难产期。要想得到大家的公认，真正使群众拥护你，就必须在对待自己这一方面忍辱负重，在工作中干出几件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年轻人也只有干出实事，自己才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成熟起来……”

金玉良言！

我对辛国余是从内心感到佩服的，他在临别时给我说的这些话，我是当做至理名言听的。我感到他既是在给我教工作方法，也是为我的成长指了一条捷径。但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好领导，在几年之后，为了帮助滑坡中的群众搬迁，竟被泥石流夺去了生命！

痛哉哀哉……

我自到乡政府任副乡长以后，时刻记着老领导的话，并付诸实际行动当中。但是，“没到江河想江河，到了江河怕江河。”原来没接触到政府工作时还不清楚，总认为政府工作是一呼百应，啥事情都好办。谁知现在深入进去之后才知道，工作头绪竟是如此地繁杂。上面的千根线，都要从你这一个针眼里往过钻，实在让人受不了！民政部门要求：“不冻死人，不饿死人，不外逃人。”土管部门要求：“要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土地，严查非法占地行为。”交通方面一遇到下雨，乡政府唯一的一条公路就被滑坡堵塞，得组织劳力去清理。计划生育工作更是难搞，整天撵着手术对象跑，逼着叫他们刮宫、流产……特别难过的是干部工资，由于财政越来越不能按时拨款了，开始是隔月发，继之是一季度一发，后来是六个月发一次。前半年全靠农业税，后半年靠的是全县烤烟税解库。

当时一部分老百姓既无钱交农业税，也不愿意发展烟草。财政又是实行分级包干，乡政府为了机构能够正常运转，就经常在农户当中想主意。冷水乡当时没有发展烟草，财政收入只有农业税和一些圆木税，因而每到六至七月时间，干部们就要在乡上给农户排队：哪些是抗税的户，对于他们该怎样地处罚。处罚的办法一般是罚款，再就是开大会叫他们立到台子上亮相让别人批判，以教育他人。

再说我们单位内部，最狼狈的事情要算来人招待了。逢着开会和来客就要买烟酒，烟酒又不能进财政账，主管人员只好作假收据，以各种名义从财政账上套取资金。每套一笔，还得在领导会上汇报一次，生怕落一个贪污的罪名。为了招待上级检察人员和外来的客人，我们在财政账上搞的那一些小动作，简直和贪污做贼相差不远。

工作任务是这样的繁重，工资形势又是这样地严峻，行政干部简直难以混过去了。其他条件比较好一些的乡上干部有的已经不干，特别碍口的是全县竟有两个副乡长也辞职回家了。我们冷水乡的干部大多数是本乡人，还有几个外乡的干部都是家里没钱或者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堂人就是回家了还不如在乡上拖着，所以大家就一直挤在一起受罪。乡级各单位里面的人也是成分各异，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参差不一，吃城镇口粮的干部一月的粮食指标是定量的，只能节约着吃。农村户口的干部有的在家里背粮往伙食上交，有的家里拿不出来粮，乡政府就给安排一些救济粮指标，叫他们用指标在粮站购买两角四分钱一斤的小麦，然后又卖回粮站。粮站再按每斤一角三分钱往回收购，收回的小麦每斤折合七两粮票，这样把粮票交到伙食上。算起来七两粮票刚好折合成一角一分钱。当时集体伙食一般是每吨一角二分至一角五分钱，一个吃农村粮的干部吃一顿，就相当于城镇户口的人吃一顿半伙食。这样的耗费，再加之单位和亲戚人情份子的开支，另外再买化肥种地，家在农村的干部工资自然无法接济的上，只有在家里拿钱或者向亲戚朋友们借。

全乡的行政事业单位多，只要是吃财政饭的日子都难过。行政干部们虽然说起来艰难，但相比教师们还要强一些。行政干部万一不得过了，单位可以统一放几天假，或者请假回家待几天。而教师呢？他们就是再有困难，每个星期必须在学校里待着，课堂上的四十五分钟也必须站够。

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只有各想各的路数。行政部们能研究各种名目的罚款，收到钱以后解决自己的困难。而教育部门手上没有收款权，工资发不下还是小事，重要的是学校的危房都无法排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就动起了集资办学的念头，大力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各级都争取领导的重视，促着一把手出面亲自上手，利用行政长官的效应，把手也伸向了学校辖区的老百姓。

六月间，全县召开声势浩大的集资办学动员会，参加的人有县、区、乡行政单位的领导干部和各级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在会上，县长向全县发出了号召：“一不等，二不靠，三不伸手向上要，自力更生办学校！”随着县长的动员令，教育部门纷纷把权力下放，县上管县级的重点中学，区上管区级的初中，中心小学以下的学校就分给乡政府管。他们给这种推脱的方法起了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分级管理。在分级管理的工作中，地区给县、乡级学校下了一个死任务，要求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桌椅板凳，简称“一无两有”。县级又给加了码：教师人人有教材，学生人人有课本，有作业本这样的“三有”，再算上地区的“两有”，共计要达到“一无五有”。到了县级以下，有的区乡领导由于从来没有管过教育，这一下见那些平常文质彬彬的教师们现在一个个可怜巴巴地求起自己来，不由地一种救世主的优越感大发，拍板定案就给加上了有操场，有活动场地，有校园地等“一无多有”。哈呀，当时那场面，你追我赶，万马齐鸣，那才真的是形势逼人呐！

我回到乡政府以后，把县上会议的文件送给王文学，向他汇报了会议精神，把个人落实会议的一些想法向他说了，征求他的意见，看我这样的安排行不行？他没有表态，却叫我给宋昌印汇报以后再说。我只好找到宋昌印，先是把形势向他详细地作了汇报，又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听了以后就和颜悦色地向我说，这是政府分管的事，叫我和王文学商量，先拿出实施方案，再交党委集体研究讨论。

我按照宋昌印的意见，熬了大半夜，拟定了一个实施方案，拿去叫王文学看，请他修改以后再签字用文件发到各村和各单位。王文学接过文件稿以后，连看都没有看就往桌子上一甩，淡淡地说：

“你是分管领导，先去抓几个点再说。伙计，工作重点是要看实效。至于文件，我认为暂时还没有下发的必要。”

“我抓几个点倒可以。关键的是集资办学属于新鲜事，乡村在以往都没有接触过，群众也没有听说过。如果不发一个文件或者开一个会议动员一下，大家一时不容易接受。目前的工作量又大，就是不发文件了，至少能不能抽两个人给我协助一下？”我耐心地做作解释。

“抽人？”王文学架起了二郎腿，“现在人人手上都有业务，计划生育又这么紧，这是个一票否决的工作。再说，群众生活又要详细调查，不然的话，饿死人、外逃人了谁负责呢？你说这个人怎么给你抽？”

“那……”我有些急了。

“那什么？同志，你虽然干行政工作时间不长，但不能在其位不谋其事。我们现在不是一般的业务干部，都肩负着全乡的工作重任。在任何工作中都要以全盘为重，这是当领导最基本的素养。”他摆出了一副说教的派头。

我资质阅历没有和他相比之处，只有无言以对了。当下坐在那里只有给自己宽心：也是的，其他工作都重要，我不能以局部影响全局，还是应该独自先干。

就这样，我只好在财政、集资办学和家庭困难的三面夹击中苦苦地搏击着，艰难地履行着单位分管领导和家长的双重职责……

那天，我正在松岭村组织群众拆除学校的危房，朱玉分在广播上通知：“请田乡长听到广播后，尽快回到乡上，宋书记找你研究事情！”

既然是宋书记找我，那就非得尽快回去不可了！我找到村干部，安排好下一步的工程，就急急忙忙地赶回乡上。顾不上回宿舍，就找到朱玉分问他有啥事？他笑了笑说：

“你问宋书记去！”

见到宋昌印，还没等我发问，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到底是年轻人，回来的这么快！”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就问道：“宋书记，找我有啥事吗？”

他还是一直笑，“你媳妇看你来了，等了三天不见你回来，急着要走呢。我们想留又留不住，这才叫朱玉分通知你回来。快去哄一下，不然人家真的要走了！”

原来是这事，我的杨菊来了！

我一回到宿舍，杨菊就一头扑到我的怀里。她用双手捶打着我的肩头，声音哽咽着说：“我还当你把我忘记了呢……”说着就把头发贴在我的脸上直拱。

我坐下来一把把她揽在我的腿上，把头埋在她的肩窝，差点像她一样地流下了眼泪。呵，我的亲人，我咋能忘记你呢？你不知道我想你想得多苦啊！白天走路的时候，总像你在和我闲谈，以至于有时我一个人说起了话；夜里睡觉时，朦朦胧胧地就像你坐在我的身边，有时醒来伸手一拉，却空无一人……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拼命地工作，白天多跑几架山，甚至帮建校的群众搬石头、挖土，用繁重的劳累来麻醉自己，才使得晚上就能倒头入眠。那心焦的滋味，你知道吗？

杨菊在一阵撒娇之后，才扬起脸来笑道：“你知道不？我这次是来找你麻达（麻达：即麻烦，有问题。这里所说的不是原意，是长久四年以后的相会，看望，问候和捎信的综合意思）的!”

“找麻达？我哪些地方做错了？”我也笑了起来。

“你这么长时间也不去看我一下，害得我妈经常念叨你，这还不该找你的麻达？这几天你连信也不给我写一封，知道我是咋样过日子的？我闲着没事了就拿出你以前写的信来看，那些信我都会背了！”

“这说明你心里经常装的有我呀！”我抱起她的脸就Q。

“心里没你还能来看你？”她回敬了我一W，“我到这里来一问，听说你下村去了。这几天李平良一个劲地向我解释，说你如何如何地忙，我听了都替你流了多少泪。”她把头挨向我的脸说：“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要一个人来替你分担家里的一些责任吗？”

分担责任？这不是暗示着叫我结婚么？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呀！我高兴地说不出话来，只有抱住她，又是狂W起来……

按说，我们年轻人结婚是应该大铺排一下的。但是，杨菊说我一天忙得两只脚伸到一个裤腿去了——撑不开，她不想因结婚的事情而耽误我的工作，因而我们结婚仪式也没有做什么准备。我们一起到她娘家去开证明时，我岳父说要给她做一些陪嫁，被她一口回绝了。她说大人如果有钱，就应该供养几个妹妹好好地读书，她现在生活能自理了，报不上父母的恩，就不应该再给父母增添更多的麻烦。我清楚，她只是说了一些表面的话，其实最根本的意思还是想早一些替我分担家务，以便使我能安安心心地干好手头的事情。她的这种思想才是我们以后能和睦相处的牢实基础，我理解。我当时就发誓，今生今世，我要把全部的爱倾献给她，至死不变！就这样，我们当时既没要送亲，也没有要陪嫁，就在我们单位里请了一些同事们聚了一顿。饭后，大家叫我们两个人拥抱呀，Z对Z啃水果地闹了一通，婚礼就算结束。第二天我带着她在冷水河畔上上下下地转了一天，就算是旅游度蜜月了……

集资办学的运动一浪紧过一浪。虽然家里的责任有人分担了，但我是乡政府的副乡长，只好把新婚一天的妻子甩在单位，又到各校去抓我那还未完的工程去了。

……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十九章：无法负起的责任】（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陈羽

责任编辑：刘萧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