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集资办学运动月伴随着学雷锋活动，声势浩大。这一个运动月刚过，计划生育运动月又来了。区上这一次催得比任何时候都紧，茬子比任何时候都要硬。这次工作和以前最显著的区别是要求先把声势再造大，宣传活动要搞得轰轰烈烈。

由于运动月一个接一个地搞，以前把该写标语的地方已经写满了，现在再要求写标语只有在原有的标语后面和路边的石板上续写。乡村干部只有积极配合，抽出专人搞宣传，这样就使沿路都刷满了如何把计划生育搞彻底的标语。专职工作队用横幅布写着“誓死打胜计划生育的硬仗！”使人看到这些真是英勇悲壮！

这时我们区上的书记在公社改成乡之后已经换到第三个了。新来的书记是有名的点子领导，他来到后搞计划生育主要是先从干部职工身上开刀，然后以干部职工的行动去带动农民。他把五个乡的书记乡长召集起来开会，散会后就把有超生的三个乡长、两个书记留下没叫走，名义上是办学习班，搞培训，实质上和软禁差不多。他叫乡干部给留下的书记和乡长的妻子捎信：迅速到计划生育服务站去做手术！我当时听到这些消息后，很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因为区上留下的这几个乡上领导，其中有两个是我高中时期的同学。好在后来听说区上只叫他们的妻子做了结扎手术，没有给什么纪律处分，这倒使人心里还有了一些宽慰。

区上都这样硬做，各乡哪里还敢怠慢？一时间各单位、各系统从上到下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做手术之势。我们冷水乡的行政部门只有团委书记钟耀是超生二胎的，单位给他放了假，名义上说要求回家去引媳妇把手术一做就了事，实际是叫他不做手术就不要来上班。综合厂里有几个生育二胎的，也够不上什么行政处分，只是被逼着去做了手术。最惨的就是教育系统了，公办教师没有超生的，倒是十四个民办教师就有六个人超生了二胎。区上文教组在查出人员，列出名单之后，由组长张吉带来了几个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乡中心辅导站，商量看这事咋办？

“咋办？你们说咋办？”我想先摸清他们的底牌。

“我们想是这样的，”张吉恨恨地说：“教育队伍里出现了这么多超生的人，真是一些败类，他们害得我在区上受了几次批评！这次一定要来硬一些，彻底扭转这个被动局面！叫他们先去做手术，至于行政处理的事情等下一步再说。”

我见他把话没有说清楚，就同他商量道：“张组长，要说罚他们的款都没话可说。就目前来看，鉴于我们这里人才奇缺的现实，你看是不是从组织处理方面稍微放宽一点？”

张吉笑了起来，“老弟，我知道你的心情是好的，你是本乡人，不好下手。这次你只负责叫他们做手术，其他的事你就不要管了，我会把你的话作以考虑的！”

这是实情，他也不敢说不处理的话。在计划生育政策面前，谁能包得住？这有连带责任的事情，谁想在这方面去砸自己的饭碗子呢？

我依照和文教组商量的方案，当晚就在广播上通知几个超生的民办教师，要求他们在明天中午十二点钟以前赶到乡政府开会。

第二天，几个被通知开会的民办教师陆陆续续地来了。我准备好了会上应学习的材料，刚要到会议室去时，田自久一脚跨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含着泪，用袖头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声音哽咽地说：

“自智，我今天恐怕不能参加会议了！”

“咋搞的？”我感到很惊奇。

“早上，”他用手背抹了抹流出来的泪水，“早上，我从家里走的时候给何桂知说，乡上通知我们几个民办教师开会，肯定是我们违反了计划生育的事，叫去做手术。她开始说不准我来，我就向她解释说：‘这只是我猜测的嘛，乡上又没有明显通知叫做啥，只是通知叫开会，我咋能不去呢？’她就哭着说：‘我哪怕是去死呢，也不愿去挨这上一刀’……”

我听了也直想笑，“结扎这是一个最小的手术嘛，她咋能吓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嘛，我给她死活都说不清！她听别人说，结扎在掏管的时候疼得要命，手术过后还不能动，要睡半个月。我走时她抱住我的腿，嚎天吼地的，我实在没办法，打了她两个耳巴子才走脱的。刚才田自刚把我撵到乡上给我说，何桂知上吊了！”

危言耸听！我为他编得这谎言好笑：不想去做手术就说不去嘛，干嘛要编这些谎话来哄人呢？但当时又不好当面说破，就给他倒了一杯水，“咋能打她呢，你也是不该！先喝水，一会儿把会开了再回去看一下。”

“不！”他带着哭腔说：“我马上就回去，看能不能把她抢救转来！”

“那——”我一想，万一这事是真的，别人还会说我不近人情呢，“你回去看一下也好。你叫田自刚到我这里来，我把情况问一下，也好给其他的领导作以汇报。”

田自久走了，田自刚就来给我把情况说了个详细：“自久早上走，他的媳妇和他吵，他打了媳妇也是真的。”

“真的？”我忙追问，这说明田自久没有说谎。

“自久走后，”田自刚声音有些哽咽，“何桂知心慌的满院子跑，不久她提个笼子给自新哥家里的刘嫂子说，她要去寻猪草。上坡以后，她从前梁到后坡一味地跑，回来时笼子里只装了一大把猪草，一进到屋里就把门一关。刘嫂子开始还没在意，过了多长时间她一思索：何桂知白天是不睡觉的呀，她把门关了这半天做啥呢？于是，她就去拍着门喊，喊了半天没人答应。她一想不对劲儿，就急忙叫自新哥来把门踢开，进屋一看，天啊！何桂知在堂屋的楼枕上吊着，她那半岁的儿子还在床上睡着，睁大两只眼睛看着他妈！自新哥赶紧把人放下来，用膝盖顶住沟门子，——他怕一放屁就漏底了，那样人也救不回来了。刘嫂子就急忙喊我去帮忙，叫我把自久撵回去。自久他们一路几个人走得慢，我撵到离乡政府不远就撵上了……”

“人咋样？能抢救转来不？”我急忙问。

“不行了，舌头都伸得老长了！我们听到喊声进去时，看见自新哥把何桂知的头抱着，正嘴对嘴地咂。刘嫂抱着自久的娃子，这小东西也不懂事，看着他妈睡在地上，还在刘嫂子怀里高兴的直窜，‘咯咯……’地笑个不停。惨啊，自久现在两个娃，大的不到三岁，小的还不到一岁……”田自刚说着眼泪长流。

惨，惨啊！我不由地也流出了泪，深深地后悔起自己工作的失误。如果我们当时能上门去做好工作，向何桂知解释一下结扎不是那么可怕的，消除她的思想顾虑，或许她会顺顺当当地去做手术，也或许她做了手术以后还会感激我们。但是，我为什么就没有这样做呢？我为什么要在广播上通知他们来开会呢？叫男的来开会，男的工作做通了，而要做结扎手术的是女方啊！女方这一层的工作，我为什么没有去考虑呢？在广播上通知田自久他们开会，这在何桂知听来是什么感觉，和给她不断发的催命符有什么区别呢？从这一点来说，何桂知的死，我能完全推脱责任吗？一连串的问题一股脑地向我涌来，我受不住了，只能任从悔恨和愧疚的泪水止不住地流……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十九章：无法负起的责任】（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陈羽

责任编辑：刘萧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