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好机遇总是一直“缠”着我们的向利！正当他为电站停工的事而焦心的时候，松岭村传来了喜讯：发现锑矿了！这锑矿还是露天的，矿藏量相当大，锑矿所卖的价格也相当好，一斤可以卖到一元五角钱。这收入确实惊人，一个好劳力上一天班，就可以拿到一百五十多元钱，比乡上干部三个月的工资还要多！

咦，这一下可算给向利来了救星！如果把矿产抓住，既可以给乡上搞一些收入，又有了借口把电站的工程先放一时！他立即带上企业专干田德远和公路专干李晓新赶到松岭村上，对群众宣传了有关的法律条文：边角矿、露天矿只能由当地政府依法组织开采，私自开采是违法的！

村上的几个人开始还有些抵触情绪，最后见李晓新说要联系派出所的人来处理他们，就吓得一个个都缩起了头。村干部们和向利经过反复商量才达成了协议：先把矿石统一背到乡政府保管，由乡政府办执照向外出售，所得价款按四六开，乡政府分四成，群众占六成。

向利在整顿好松岭村的开矿秩序后，立即到工商部门注册了营业执照。他把公司命名为“冷水乡锑矿公司”，自己任法人代表。

向利在当上锑矿公司的经理之后，对于乡政府的工作基本上不伸手了，只是一门心思地组织矿山的群众开采——运输，运输——开采，几个月下来，给乡上积攒了五万多元钱。五万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要知道，全区五个乡，五万多人口，年终的财政收入决算也才六十七万元呀！冷水乡一个小小的锑矿公司一下子就收了这么多钱，无异于在全区放了一个卫星！

然而，这向利虽然拼命地挣着收入，但他忽略了一个工作环节，那就是从来不向黄义德汇报，也不向钟耀通气。他这样搞很自然就引起了党委领导的不满，黄义德在几次领导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说：“作为一个领导，不能身在其职，不谋其事，尤其是主要领导，一定要注重抓好全盘，不能像一个专干一样，只会搞单打一的工作……”这些话就少提了一个“向利”的名字。然而向利对这种说法的反应却很冷淡，他常挂在口边上的一句话就是：“Q，有啥了不起的，我只要一门心思抓好经济工作就行了！”

虽然向利这样说了，但搞矿产工作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通过一阶段的运作之后，也出现了大麻烦！

原来，松岭村的锑矿是在很早之前就被群众发现的。当时人们对地里挖出来的这种不方不圆的石头疙瘩都嫌死了，就把它背着倒在沟边。后来有一些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说那是锑矿石，一斤要卖一块五角多钱，人们这才又把它当成宝贝，起早贪黑地挖起来。一时，松岭村这个以前穷得连鬼都不叫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做生意人的云集点。这人一多了自然就复杂，一些外来人一看乡上管着，他们买不到矿石，这样为了自己的生意，就顶起群众和乡政府对着干。

松岭村的群众由于受矿贩子的纵容，整天在工地上吵吵闹闹，眼看着一天能挣一百多块钱的事，就是弄不成！

向利得知这些情况以后，及时带着田德远赶到了村上。通过了解之后，发现并不像马万江汇报的那样糟。原来是村上分班工作没有搞好，一班点的矿贫一些，每人每天只能收入四十多元钱，二班点上的矿富一些，每人每天要收入两百多元，干部们都在富矿点，群众就为这事闹了起来。

向利他们调解了几天也说服不了大家，最后还是按照马万江的办法，叫全村的人统一抓纸蛋子，把人又重新分成两个组，这才算把问题解决了。

按说，抓纸蛋子是自己干的，应该是没有意见了。但是偏不遇巧，村上的几个干部大部分抓到了贫矿点，这样的事情能搞得成？上了几天工又闹得停了产。马万江无法，只得又去找向利。这天到了乡上以后，得知书记和乡长都到区上开会去了，见孙成在家，就和他谈起了这事。孙成倒是显出了很重视的样子，他批评马万江说：

“……到富矿点是自己抓的纸蛋子，能怪谁？有啥道理取闹？”

“就是，就是！”马万江连连点头，“我也是这么解释，但群众就是不听，你说这事情咋办呢？”

“咋办？”孙成冷笑道：“咋俩十多年的老关系，我说话就不向你拐弯子了，你们这样没有名目地瞎闹，非给自己闯祸不可！”

“名目？啥子名目？”

“比如说，”孙成用手点着马万江，神情显得十分凝重，面授起了机宜：“群众如果提出乡上分成比例大了，这倒是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这个比例是向利一个人确定的，乡上没有研究过。你真的想把矿权拿稳了，我倒是有个主意……”

“谢主隆恩！那我就走了，嘿嘿……”马万江笑着起了身。

“你‘嘿嘿’个Q！今天也不留你吃饭了，出了这个门，你就当我啥话都没有说！”孙成反复向他叮咛，也立起了身……

马万江回家没几天，就接到孙成的口信：“这几天我没在单位，有啥事情过几天来找我。”他知道这是约好的暗语，当天晚上就安排村长喊了几个人一商量，第二天带着三十多个人，到乡政府反映：乡上不该分群众的四成收入。他们吵闹了半天，就把乡上保管锑矿的门又加了一把锁。

锁乡上的保管室，这可不是小事！黄义德在区上开会时听到李平良的汇报以后，大为震怒：这成了什么样子，和造反又有什么区别？他指令叫孙成带人到松岭村去，立即处理这些闹事的人。

孙城当时下到村上去了，在接到文书通知以后，就立即回乡带着李晓新赶到松岭村。他们在村上待了三天，刚好黄义德在区上开会结束，也赶回了乡上。孙成回乡以后，在领导会上汇报时，先是大讲了一通他们如何如何地批评村上的干部没有管好群众，村上的支部专就此项工作写了检讨。在汇报结尾时他说出了问题的根源：群众闹事是因为乡上的分成比例过大，这事如果不及时纠正，将来还会闹出大乱子！

乡上领导根据孙成所汇报的情况，最后作出决定：乡村分成比例调整成三七开，村上占七成。乡上的决定由孙成去宣布，矿区的事情也由他具体负责抓，向利仍然负责抓好电站的收尾工作。

向利虽然对这个决定不同意，但他一开口说话孙成就钉问：群众再闹事了又咋办？

咋办？向利在这个问题上还能“咋办”？电站的工程他以前拍过胸脯，至今还在那里“咋办”着。矿点的工作他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出现群众的第二次闹事，谁来收拾这个摊子呢？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保持沉默，不再参与讨论，也不再工作了，整天在乡上喝酒下棋，借以消磨时光。

乡上的领导干部们意见不统一，很自然对整体工作造成了影响。我作为一个副职，虽然做到了尽力而为，但是对很多决策方面的事情没有办法，尤其是对电站的半拉子工程感到束手无策。这样一来二去，乡政府周边几个村的群众便开始上访，先是找乡上，再找区上，后来成群结队地到县政府去上访。区上对此也感到十分恼火，将县上转下来的一封封上访信批转给冷水乡的主要领导阅处。黄义德自然有地方推，他在区上转下来的信件上面签注意见：“转乡政府领导阅处。”当李平良把信件送给向利时，向利推说自己在管矿上的事时已经明确了叫副乡长管事务，便在信件上签了“请自智乡长具体负责阅办”的意见。就这样，几个村的上访信件，从群众手里一封封地送到县长办公室，县长批转给信访局，信访局又批转到区上，区上再批转到乡上，又在乡上的几个领导们手里转了一圈之后，最终落到了我的手里。

面对这周而复始的上访信件，我到村上去也无法处理，提到乡领导会上又都互相推，只有一封封地把它装进抽匣里。我也深知，这样长期搞并不是什么好办法，但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地处理呢？

时近年终，从上至下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党员评议活动。在评议结束时，对每个党员都要定出格次。当时对格次定的还比较细致，有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基本不合格、不合格这样五个格次。在几个格次中，优秀的有名额限制，一般的党员都是定为合格，基本合格的就是那些在工作中虽有失误但却失误不大的党员，基本不合格就是在工作中有严重失误的党员，若有哪一个在评议中被定为基本不合格，实质上就是劝其退党的对象。不合格，那是不用研究就免于登记的党员。我由于在向利上矿山抓企业当中，把政府的工作没有办到使大家满意的程度，特别是对群众上访电站的事情处理不力，被乡党委评了个基本合格的格次。向利是乡党委委员、副书记，格次由乡党委申报，区委批复。区委发文批复的结果是他的党员格次属于基本不合格，说实一点，就是接近于撤职的对象！

恼火！一个堂堂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在党员评议当中落了个基本不合格，向利自然不服。他找到区委，区委书记给他解释说，党员格次由支部评过之后再交党委审核，党委委员的格次是由乡党委申报，区委只是审批了一下，叫他不要找区上了。他又回到乡上找黄义德，黄义德却说乡党委申报他的格次是合格的，不知道区委怎么搞的文件上面给他印了个基本不合格，是不是文件打印错了？这种情况乡党委也没办法纠正！向利上上下下地找来找去，区委和乡党委就这样推来推去。一个月后，适逢全省搞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洵河县按照上级的总体部署，都是以区为单位地开展。各区成立社教工作队，从各乡抽调有能力的干部担任工作队的组成人员，逐乡搞，半年搞一个乡。向利也在那次被抽去搞社教，从此就与冷水乡的工作脱了钩。社教的一阶段工作搞结束，向利就自己托人联系，到了县直部门去工作。他在搬家时故意绕道区公所的门口，立在门前大喊：“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整我的人，以后不得好死！”待到区上的一些人出来看时，他却转身扬长而去！

向利走之后的半年时间，黄义德也调到区上去当了副区长。区上派王忠寿和王富智来考察继任人，结果他们认为孙成在抓矿产工作中为乡上积累了资金，成绩是明摆在那里的，为乡上挣的收入也有账可查。作为一个武装部长，能在冷水乡的经济建设中搞出这么大的成绩，贡献确实太大了！他们回区上把这些情况汇报以后没几天，县上组织部就通知孙成任冷水乡党委书记。

孙成在上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经常约我一同到县上各单位去化缘，找县长要钱，忙来忙去，总算把电站的堰渠修了起来。这时，我的两届副乡长任期也满了。到了换届时，区委书记认为我们冷水乡的条件比较差，再调来干部如果不提拔一下也不会安心搞，在反复地权衡利弊之后，就叫孙成给我谈了一下，让我继续当副乡长，把八里坪乡的副书记安坤调来当了乡长。

这事情本来就使我有一些不平。但孙成会玩手段，他当我的面装出了无奈之色，先是给安坤施加一些压力，想用这样的方法来讨我的感恩之情。在选举前，他又向安坤上了一个套子：“冷水乡的群众最盼着把公路修通。你要在会上表个硬态，以取得代表们的信任，这样选举也好搞一些。不然的话，票数不得过半，选举就会失败。”

安坤不明形势，为了争得代表们的选举票，就在会上拍开了胸脯：“我上任以后，保证在三个月内修通乡政府以上的公路！说话算话，请代表们监督……”

铮铮铁言！代表们高兴地给他投了满票……

冷水乡领导班子人员这样一变动，水电站的工程就再次搁下了！

区上对于冷水乡的人员安排，招来了各方面的非议。县上有些与我们有业务联系的部门干部到了区上，当面嘲笑他们拿冷水乡的人员安排开玩笑，甚至就连区上内部人员也跟着说是道非。我有一次到区上开计划生育工作会，民政干部老张当着副书记何振飞的面喊我“年轻的老副乡长”，他并且嘲笑何振飞：“你们用人直接是在胡整！一个田自智，年纪轻轻的竟能叫在原职原地原位干三届！哈哈，‘三原’！不能用了就叫下，能用了就提升，或者给转一个地方嘛，为啥把这些没有后台的年轻人这样地不当一回事呢？”

当时何振飞脸上就露出了很不自然的神色，也回答不上什么，只是干笑。他对于老张这个原来当过乡党委书记的人也没办法，就是有办法，难道他能为老张的一句公道话就把他给“办法”了吗？

也许是区上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太多了，也许是为了平衡我的心理，或许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在何振飞被老张嘲笑的两个月后，区上就通知我到市委的党校去进修。从此，我就较长时间地离开了自小生长的故乡。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二十二章：第二个搭档】（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陈羽

责任编辑：刘萧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