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本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的一句台词，它最早出自于大土豪胡汉三之口。当胡汉三被红军领导的农民分了他的土地和财产之后，在极端仇视“穷棒子”的情况下而逃走。不久，他又搬来了救兵回家反攻倒算，召集当地分了他田产的穷人，耀武扬威地讲了这样的话。当然，他说的意思是以后对于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还要再加一等。后来人们在生活中就很少再去管这句活的原意如何，逐渐地把它引入了社交场合，作为幽默的口头语，对那些回头做好事和坏事的人统而笼之地用这句话来概括。对做了坏事的人用这样的台词来说他，则更能激起大家的仇恨；用这样的台词来说那些返回身做好事的人，人们不但不会把它理解成“瞎”话，而且还将它共识成这人比以前做事工作力度更大了。我作为新提拔的乡长，还没有上任，既谈不上做什么好事，也说不到有什么坏事，和胡汉三是没有可比之处的，应该说和这句话根本没有什么可联系。但是，我在回冷水乡的那天，几个人却劈头用这样的台词来和我打招呼。

那天，我引着在十指岭乡小学读书的学源，准备把他转到冷水乡小学去。由于我的工作调动，他很小的一个人，又没人照管，自然不能在原学校继续读下去了。我们随着十个新分配到冷水乡的人，坐着我三哥开的大型拖拉机，挤在几个村民身边，抓着铺盖卷和日常所用的东西，一路小心地瞅着车前的公路。由于刚下过雨，泥浆路上还积着坑坑洼洼的水，特别是洵湾乡和冷水乡交界处的几公里路，两个乡都没有人照管，路基被车轮碾得形如两条火车轨道，车底大杠不时被路中心的土梁担住，还要大家下车来拣一些石头把“轨道”填起才能继续行走。这样走走停停，才二十多公里的路就行了六个多小时。在距乡政府驻地将近三公里的路程时，路边的石坎被水冲垮了半边，路面刚好有一车宽。这时天已经全黑了，三哥为了大家的安全，便叫都下来行走一程。再上车时，由于乱乱哄哄，各人自顾不暇，都抢着上，我当时对此也没有多么在意。车子行到一公里路程时，我才想起问身边坐着的人，叫他们看看学源坐在什么地方，给我帮忙照管一下。问来问去，都说没有见到。我这一下着急了，急忙喊叫停车，叫大家都给我帮忙寻找儿子。这时，车后坐着的一个妇女说刚才停车时，看到一个娃子溜下了路边的坎底，她以为娃子从那里回家了。在车走时她只顾了自己，也没有声张。我更急了，赶紧叫车调转头，寻到刚才停车的地方，看到学源一个人站在路边哭。我急忙扑下车，一把抱住儿子，随着他的哭声也流下了伤心的泪。唉——，这就是迎接我们父子俩的第一景啊……

到了乡政府，只见场院边围满了前来迎接我们的干部。刚下车，李晓新就用左手抓住我的铺盖卷，右手捏住我的胳膊，毫不客气地给我来了一句本地和京腔的两掺子话：“我胡汉三回来了！”朱玉分也抢过来拉住我的手直摇晃，接住了李晓新的话茬：“哈哈，‘这里，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

这两个家伙，竟然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欢迎我！袁新站在旁边直笑，我忙向他解释：“老熟人，以前玩笑惯了的。”我们这才随着帮忙搬行李的人一同到了单位。

我家虽然在冷水乡，逢年过节时也回家，但只是从乡政府门前路过，很少到单位去。这次调我回来工作，我才对里里外外作了一番详细的审视：干部们宿办合一的房屋依然是早先的三层楼，不过比原来旧了一些；外阳台的天花板上吊了一些黑绳似的蜘蛛网丝，这显然是干部们在阳台上用柴火做饭时烟熏时间过长的痕迹；围墙边长着碗口粗的一根柳树，柳树底下有一堆粗细相杂的木柴，那是以备伙食上用的。干部们一个个屋里的木办公桌还是原来的老样子，有些桌子用手一摇就“吱吱”地作响。和大家交谈时，很少有人提及在各村干了一些什么工作，听不到几句如何改变冷水乡面貌的设想。很多人能说出的只是什么时间在某家喝了几样子甘蔗酒，哪一样酒劲大，哪一样酒劲小，喝酒时他们不用问主东就会品尝出所烧的年限。有几个说得简直叫人佩服：在村干部们会餐时，你随便提一壶酒来，他们眯起眼睛舀一杯，不用问就可以品尝出是哪一个村的酒。孙成则说得更玄乎：一口冷酒到了他嘴里就可以尝出已经搁了几年时间，并且知道这是谁家的酒！

唉唉，我和袁新根据所看和听到的，就经常在一起议论：我们的担子重吆……

与我和袁新相对的是孙成。他对于如何工作的问题倒不急，只是一门心思操在个人的名利地位上。他被安排当人大主席以后，虽然从级别上被提升了，但内心还是不满意。他原来就在冷水乡当书记，已经是呼风唤雨搞惯了的，现在当了人大主席，在单位失去了主导权，不能发号施令了，很不习惯。他常在公众场合唱凉腔：“党委是挥手的，人大是举手的，政府是动手的，政协是拍手的。”有几次在开过乡干部会后他又说：“甭看乡上人大主席是一个闲职，我还管着政府的几位领导呢！”他说话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干部们不可小看他。

这些话如果只是在会后说说也就罢了，使人不能谅解的是他有时这样说连场合都不分。那是我们到乡上不久，新来的领导照例要召集村上干部和乡属单位的负责人开会，主要是和大家见见面。由于会议室比较小，主席台上一次不能设过多的座位，文书李平良在征求了几位领导的意见之后，就把主席台上只放了三把椅子，意思只叫三个正职坐在主席台，副职领导的座位就放在主席台下的前排。

按照会前商量的意见，孙成应该坐在主席台。但是，预定开会的时间早都过了，台上和台下人都坐的整整齐齐，就是不见孙成的面。袁新坐在台上盯着木楼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那样子心情很复杂。看看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我实在忍不住这肃静气氛的沉闷，就叫李平良去请一下孙成。

孙成被请来了。他双手抱着茶缸，立在门口。他的到来，立即就在会场内引起了一阵骚动。村干部们见了他都一齐站立起来，乱纷纷地喊着“孙书记来了”。还有几个向他伸出手，嘴里道着“孙书记你好”。孙成满脸是得意之色，他故意把声音拉得老长：“喊啥子书记呢，我现在已经成‘大人’了！”说完就笑吟吟地坐在了会场的后角。大家都明白，他说的“大人”就是指自己的人大主席职务。

孙成这有违常理的动作，当时就惊得干部们静悄悄地坐了下来。

袁新依旧盯着楼板，嘴里吐着烟雾。

我看着要冷场，就笑着招呼说：“孙书记，请你到前面来坐！”

“行，行。我坐在这儿就好！”孙成说着就和身边的一位村干部拉起话来，把茶缸放在脚前的地上。

我只好走过去，给他端起茶缸，“请你到前面去嘛！”

“我不去！”他跷起了二郎腿。

我把他架着的腿用手扳下来，拉着他的手，笑着发话道：“去嘛，当了人大主席，架子咋就这么大起来？”

“不去！现在都混成这个球样子了，还坐什么主席台？”他又把腿架上。

这家伙，今天是有意出我们的洋相！不按工作说，就按人之常情来讲，你也应该在机构改革的交替阶段给大家介绍一下呀，这样的事情真能做得出来！我心里也窝着一股火，只好回到了主席台，笑着向大家说：

“同志们，我和你们都是熟人，就不用介绍了。按说孙书记应该先把其他的人介绍一下，但他今天却像是新媳妇，怕羞……”

会场的人顿时乱哄哄地笑起来。于是，我就在大家的笑声中挨个地介绍了新到的干部，并把撤区并乡的情况向大家作了简要说明。最后，袁新在乡村干部们敬佩目光的注视下开始讲话……

第二天一早，袁新就找我商量：“伙计，咱们先把党委成立起来。”

我劝他说：“县上要派指导组来，咱们是不是等工作组来了再成立？”

“算了，等他们来时我们这几天不是干凉着？你看乡上目前的几个人，谁进党委合适？”

“上级是咋要求的？”

“县上开会宣布说，给我们冷水乡分了七个党委委员名额。周书记在散会时又作了强调：人员一定要选准，宁缺毋滥！我的意见是党委要算我一个，还有向明杰和你，你们是县上通知的两个副书记。几个委员是桂新有和付公词两位副乡长，另外把钟耀算上，叫他当纪检书记，在研究时把孙成也算一个委员。”

“尽管咋说，以你的意见为主，你定！”

“先这样搞！另外，现在已经撤区并乡了，原来区上的人员都已经分到了各乡镇，乡镇的人员就相应地增加了。上次我们开会时县上已经明确通知：原来各乡镇所用的计划外人员这次必须全部辞退！说这话是得罪人的事，我并不是躲避，主要是才到单位，对计划外人员不熟悉。我们乡上就涉及田德远和安家升两个人，还得麻烦你老兄去给他俩谈一下，叫他们在一个礼拜之内离开单位。”他真诚地笑望着我。

他说的是肺腑之言，我难道还能推辞吗？我心里唯有不好受的，那就是想像着这两个人在知道这个信息之后的难受之情。他们是在乡政府待了十几年的人，可以说垢痂都长成肉了，现在一说走就叫走，心里是怎样的矛盾啊？尤其是我这位远房叔父田德远，不知为什么在仕途当中总是不那么顺当。他原来教书时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开除回家，后来当上了民办代理教师，继之又被抽调到乡上工作了这么多年。干事情一直都是踏踏实实，任劳任怨，自己经常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在转正之后端一个铁饭碗子，安安宁宁地过完后半生，谁知现在又要被解聘！从他的生活轨迹来看，还是一直想向上进取，但总是上不去。也许是命运安排，他的几十年生活，都是和我搅搅扯扯地在一起。我才出社会当代理教师那阵，他假传公社领导的旨意去给我做上岗前的谈话。那时我们双方谁也没有料到，在十几年以后的今天，我却是以正式领导的身份给他作下岗前的谈话。这话，叫我怎么说才好呢……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二十六章：撤区并乡的动荡】（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刘萧娇

责任编辑：肖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