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青藏铁路上的忠诚（4） 文/李康平 刘江涛

写在青藏铁路上的忠诚——­­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同志的先进事迹

做官为人在律己

孙永福从小家境贫寒，靠助学金上学。1962年，他从长沙铁道学院毕业，分配到郑州铁路局工作。两年后，他响应号召，来到大西南，先后参加修建川黔、贵昆、成昆、湘黔、枝柳铁路，为祖国西南铁路建设奉献了青春年华。

43岁那年，孙永福走上铁道部副部长岗位，一干就是20年，辅佐6任部长的工作。他按照党组的分工，长期分管铁路建设，先后参与组织指挥了“七五”、“八五”和“九五”初期铁路建设大会战，衡广、浙赣、兰新复线，大秦、京九、宝中、侯月、南昆铁路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都倾注了他的心血。

他常说：“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权力是一种责任，做官为人，在于律已。”每年铁路大中型建设项目资金达数百亿元，青藏铁路建设国家又投入巨资。巨大的资金，在他眼里不是谋取私利的诱惑，而是为民造福的责任。他严格要求青藏铁路公司领导干部，管好用好每一笔建设资金。

青藏铁路建设工程，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面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有家路外施工单位，担心招标会照顾老铁路企业，心里没底，托人找孙永福说情。受托的人一口回绝：“谁不知道孙副部长的脾气？想在他面前说情，门儿都没有！”这家单位因为有高原承建大型工程的经验和实力，最终中了标。

在说情的人当中，最难办的还是亲戚、同学、老乡。在他们的眼里，孙永福是个大官，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有的只求孙永福说句话就行。他说：“这句话，我就是不能说。”有的讲：“您管的工程，投资成千上万，给点零头干行不行？”他说：“我管的钱再多，一分钱也不是我个人的。”有的怨他不近人情，拂袖而去。他说：“我宁可得罪一个人，也不能损害国家。”

孙永福的一个远房外甥，在一家公司工作。公司老总听说他有这样一个当大官的舅舅，就带着他到北京来找孙永福，要求承包工程。孙永福告诉他们：“工程招标已经登报、上网，向社会公布，你们按程序去投标，找我没有用。”听说孙永福要去格尔木出差，他们又一路追到格尔木，孙永福还是那句话。

每到新年，孙永福会收到一些好友和下属寄送的贺卡。有次他打开一张贺卡，发现里面夹有钱，叫秘书马上把钱退回去。出国收到礼品，他都按照规定上交。去西班牙考察，西门子公司送他一部手机，一回来他就交了公。有时老朋友、老部下给他捎来土特产，他总是礼尚往来，想办法回送礼品，尽到人情。

孙永福的老伴是老红军的后代，在部队医院工作。他经常对老伴说：“咱们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谁也不要干预谁的工作。”有一次，老伴到外地出差，买不到返程的车票。铁路局的同志知道后，去她的住处看望，送去水果她不收，只让帮忙买张车票。他的老伴就是这样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工作。

孙永福出差去西安，儿子放假跟他坐一趟车回老家。他亲自到列车长办公席，为儿子补了车票。有一次，女儿陪孙永福到北京铁路总医院口腔科，自己也顺便看了牙。因为只做简单检查，医生没让交费。孙永福知道了，坚持让女儿补交了检查费。他的母亲在西安铁路医院住院，他叮嘱家人一定按规定交费。他委托秘书交过，让弟弟交过，自己到了西安还亲自交过。

孙永福是个孝子。母亲89岁那年，在家不慎摔倒，瘫痪在床五年，经常喊着他的名字。他不能陪伴在母亲身边，出差到西安时，也只能在母亲身边呆上一两个小时。每次他都紧紧握住母亲的手，为自己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内疚地流了泪。

每次出差，他都遵守廉洁自律的规定，轻车简从，吃饭简单，有铁路招待所就不住地方宾馆。2002年10月，他到拉萨河大桥现场办公，嘱咐指挥部的同志不要告诉地方领导。自治区领导知道后，他已经离开拉萨。

开工初期，山上还没有制氧站，氧气要从山下运送，非常宝贵。随行的同志劝孙永福多吸些氧，他总是推让：“还是把氧气留给一线施工的职工吧。”2003年8月，孙永福在中铁12局清水河指挥部检查工作。一进会议室，工地医生把氧气管递给他。他见氧气瓶不够，摆摆手把氧气管让给了别人。

上过高原的人都知道，上的次数越多，高原反应越强烈。孙永福一次次上高原，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有时整夜整夜睡不好觉，凌晨起来在房间里踱步。沿线的指挥长们看了，替他的身体担忧，有人建议，现在视频系统很发达，您对工作有什么要求，开个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坐阵指挥就行了。您要了解现场什么情况，可以把现场录像带给您。您就少上几次高原吧。他说：“这怎么行？哪有这样指挥的？我不上现场，心里怎么能踏实？”

孙永福该去的工地一处不漏，该检查的内容一项不少。2001年8月，沱沱河附近一座公路桥墩被上游冲下来巨冰撞坏，桥面严重倾斜，公路部门禁止车辆通行。他检查工地路过这里，索性下车，步行过桥，前往工地。

2002年5月，孙永福患大叶肺炎，高烧不退，住进北京铁路总医院。青藏铁路铺轨在即，工程进入到关键时刻。他病情刚有好转，就要求出院上高原。主管医生不同意，医院院长一再提醒，现在上山会出人命的！孙永福还是那句话：“山上有几万职工，马上就要铺轨，我躺在这里放心不下呀。”医生和院长又找到他的秘书说，如果孙副部长上山出了问题，你是要负责任的！秘书无奈：“孙副部长将青藏铁路建设事业，看作他生命的一部分，不让他上山行吗？”

2003年5月在高原，医生测孙永福的血氧饱和度，最低达到65%，肺部锣音严重。医生告诉他： SARS病人是这种情况，早都该上呼吸机了，您应该卧床休息。他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当晚，他从工地回到海拔4500多米的沱沱河招待所，医生看他脚步不稳，走路打晃，直为他捏把汗。第二天他又坚持上工地去了。

有篇报道把孙永福与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相提并论，称他为“青藏铁路建设之帅”。他坚决不同意这个提法，谦逊地说：“千万不要提我是‘帅’。青藏铁路建设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好，二是铁道部党组领导好，三是参建职工干得好，四是青藏两省区支援好！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在近4万名青藏铁路参建人员中，孙永福的年龄最大。一位熟悉他的记者根据他的经历，形容“‘永福’是永远为民筑路造福的人”。而有的干部职工议论：“孙副部长都60多岁的人了，他还这么拼命地干，也不知图个啥？”

2002年9月，孙永福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这个人一生很简单，就是学铁路、干铁路、修铁路、管铁路，情系铁路、献身铁路。修建青藏高原铁路，是我最大心愿。我们就是要建成世界一流高原铁路，为中国人争气。”

青藏铁路还在建设中，孙永福和广大建设者们一道，继续着新的创造、继续着新的辉煌……

（注：文中删节部分为孙永福同志所删）

本期编辑：刘萧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