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爷爷在处理好了王水成上告九保的事件之后,便把保公所的事务放手交给何长明去办。自己则潜心研究起了医学,着手培养几个子女。
爷爷当时已有一儿两女,就是我的父亲和两个姑姑。我父亲田德瑞,在兄妹中排行是老大。根据我们家乡的规矩,长子要承担顶家立户的责任,爷爷便叫他念过私塾之后学医,将来也好继承祖业。大姑性情稍有些迟笨,爷爷便给她灌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叫她学习针线茶饭的技术;二姑聪慧,爷爷叫她念书。
爷爷虽然对儿女们因材施教,但却有一个统一的家训:做啥像啥,务啥成啥。这家训,犹如现在所提倡的爱岗敬业精神一样,要求干一行,就要按照这一行的规矩去行事;做一件事情就要成一件,不留后患。我父亲正是在这样严格的家训引导下,一点不敢怠慢,苦钻医学,坚持多年,始终如一,在近二十岁的时候,自己也能单独行医了。这时,他已养下了我大哥自仁和我姐姐自慧。我的两位姑姑也各有所长,后来出嫁都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四七年,我爷爷见国民党倒台只是指日之间的事,便辞去了保长的职务,在冷水河口的洵湾乡一保地界买了几亩地,盖了房。他把原有的房称为“老庄子”,新盖的房叫做“新庄子”。新旧庄子他都常年照管着,两头住。第二年,他研究了共产党划成分的政策,弄清楚了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根据,明确了人均占有的房屋、土地,这些既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也是在划分成分时占主要分量的依据。于是,他将自己的两处财产分开一算,预见到“新庄子”可能要划为地主,便携带着我的奶奶、新添养的小儿德福以及大孙子自仁住到了洵湾乡一保,增加了新庄子的人口,使人均占有的土地和财产比例明显降了下来,为以后定成分打下了基础。这样,就从事实上与我父亲分了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开始搞土地改革,给各户定成分。这成分的确定,在当时来说就是决定各家各户一辈子的前途大事。因此,当地政府在这方面很谨慎,根据偏僻山区的实际情况,把农村居住的人划分成了地主、半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个体工商业、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十种成分。其中,地主属于被专政对象,富农是被监督对象,小土地出租、个体工商业是被教育对象,上中农则属于团结对象,贫雇农、中农和下中农是当家做主者。当时在认定各人身份时,如果哪一家有一人是为国民党干过事的,这人就被定为伪公人员。被划成伪公人员的,不管是在什么家庭,都属于被专政的对象。
我爷爷原来的一些同事们在这样的大气候当中各自有了不同的下场:李坤山由于经常和我爷爷谈论国事,吸纳了一些识时务的思想,适时转变自己的立场,及早投向了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在政府部门供职。其他县级以上的李一彪、李富贵等几人都被关押,同级的何长明和王水成弟兄俩都被划为伪公人员并交群众管制。何忠文只是一个教书先生,并没有做下什么过恶之事,被当做民主人士对待。最走运气的要算田德教,他由于年龄小,家里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是间或在保公所里面跑腿混饭吃的小人物,当时被定为雇农成分,还进了扫盲班,成为当家做主的积极分子。我爷爷也许没有料到,自己一手带出来的田德教,虽然当时在保公所干事无恶无善,但后来却在我这个他最疼爱的孙子的人生当中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至于田德教对我是好是奸,我后来当然要按照事情的发展专门说到这些。
我们家当时“老庄子”一户被划成了贫农成分,“新庄子”一户被划为上中农成分。爷爷由于在“老庄子”当过保长,在洵湾乡一保什么职事也没有干过,定成分时又住在“新庄子”,自然算不上伪公人员。平心而论,他就是当保长时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但当时定成分是一天盖一地,谁也无法改变。爷爷有幸,躲过了被打击的厄运。
谁想,天逆人愿,爷爷虽然避过了政权专政的一劫,却躲不过阎王索命的归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半年,他抛下众多的儿孙,一人撒手西去。当时疾病来得很突然,是脑溢血。
那年,我刚记事。
爷爷人虽去了,但他留给后世的财富永存。他活着时就常说:“人一生要有作为,不能白活一世。”是的,他没有白活。他一生苦钻医术,治病疗疾,修路建学,清除恶霸,惩治贪官,足显其仁爱之心,高超的艺术手腕,出众的智慧才能。他着重培养子女,信奉育人为本的古训,以致后来又辞去国民党的公职,还教育同事及早投向了人民的一边,更见其目光高远,洞察力之强。
他一生也有过一些不劳而获的行为,譬如接受王水成的礼金之类。但这些从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只要不是压榨百姓所得,并非人所不齿的行为。即使是手上沾了像李三柏这样的人命案,也是在当时政策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用现时的党纪国法去鉴定一个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长,那直接是在干一件牛头不对马嘴的事,必然会闹出千古的笑话。基于此,我作为一个孙辈,也不应该对一个当了多年保长而未残害过百姓的爷爷,一味追根究底地去作更多苛刻的评判!
爷爷的葬礼,当时有很多人参加,来看望的人们纷纷赞颂他生前的功德。公社书记由于被爷爷清除了身上多年的顽疾,从阎王手上夺回了一条命,因而他对爷爷一直心存感激。爷爷死后,他给送了一副挽联,对爷爷一生作了高度的概括:高风传远,亮节昭后。
的确,要说高风传远,这对于为人们奉献了一辈子医术的爷爷来讲是恰如其分的;要讲亮节昭后,我爷爷也是当之无愧!他不但是把医术传给了我父亲,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受用不尽的遗产。我出学校以后学的中医医理中“浮沉赤数”等二十七脉,还有十九畏十八反(中药配伍禁忌,即在一般情况下不宜搭配的药)、药性歌诀和其他很多中医方面的知识,都是从他生前所留下书中得来的。尤其是我参加了行政工作之后,经常翻阅他生前处理问题的卷宗,对他办事超常的艺术手段,灵活的处理方法,止不住地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情。他留下的卷宗,对处理每件事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结果,都记载的相当清楚。还有几本秘密副卷,对重点事件如何处理,按顺序记录的更为详细。它记载了在处理问题中所利用的社会、亲戚、朋友关系,还有请客、送礼以及所动用的一些非常之手段。可以说,在处理社会上日常繁杂的纠纷问题时,难有这样的材料作以借鉴。爷爷可能是为了引起后人的注意,还在每件事的结局写了评语。他在卷宗的末尾,特意用毛笔题了十四个醒目的大字:“今是古,古是今,后来之人,谁知我心?”我从这些题字的行间里,深刻地领悟到了爷爷的良苦用心。我甚至经常一人思索:这些无价之宝,是他老人家预见到自己的后代能用得着,还是特意留给我的?我对他所留下的卷宗里面很多精华部分,在后来处理复杂的问题时还作过参考。有时我在不安心于本职而想改行时,耳边似乎就有爷爷的声音在说:“做啥像啥,务啥成啥……”我于是便又埋头工作,稳扎务实起来。也正是由于爷爷遗训的这种精神支柱相撑,我才能安心于基层几十年的工作,为当地人民办了一些造福的事。
爷爷呵,我为人处世的导师!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一章】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
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责任编辑:肖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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