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一队开群众会时，驻队干部孙成也参加了。他是公社的武装部长，在我们队上有着绝对的权威，遗憾的是他在大家的口碑中却与身份有着很大的悬殊。由于他的大红鼻子与圆圆的脸型显得很不协调，个子也高，群众都说他是“五大郎”：个子大，鼻子大，烟瘾大，酒瘾大，大话多。当然，这些都是背后的说法，并不影响他在会上说话一字千钧的作用。在群众会上，他先是传达了公社领导的指示，要求大家近期一定要响应公社的号召，积极抓好回茬粪的准备工作，全力以赴打胜“三夏”这个硬仗。最后特别提出，在“三夏”即将到来之际，任何人不准请假，尤其是对几个才回到生产队的高中生要严格要求。他语气威严地向我们嘱咐道：“你们从现在起必须转变身份，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炼自己，切实与群众打成一片！如果出现了私自误工的现象，要和其他群众一样地受惩……”他讲完以后，接着是我二哥安排生产，对全队劳力作了详细的分工。

第二天，全队劳力按照我二哥的调配，上坡做活很有次序：二十个女劳都去薅草，她们属于辅助劳力，一天只挣八分工。男劳都是全劳力，一天挣十二分工，共计三十一个人，被分成了两帮子。前一帮二十个人，主要负责从各家各户收集渣粪往坡上背，准备在毁麦茬时点苞谷用的肥料；后一帮十一个人，到离院子十里远的上岭去烧火粪，以补充渣粪的不足。虽然农谚上说有“过了小满，不种高杆”的话，但那“高杆”是指高粱和本地的白“笨苞谷”种。我们高山的麦子成熟的比较迟，毁麦茬可以不种“笨苞谷”，种那些适合本地后秋生长的“三黄早”、“百日早”和“六十早”，这些“良种”苞谷在短期内照样能成熟，种这些苞谷现在准备肥料正是时候。

准备粪的两样活路也有区别：背粪的活比较重，来回十多里的路程，队上规定一天要背八回，每回背三大土篮子，重量在一百斤左右。背一回，算一分半，多背一回加两分，少背一回倒扣两分。最硬的劳力一天也只能背九回，充其量一天就是多挣上两分工，那还要把人累个贼死。烧火粪和背渣粪不同，主要是在坡上砍一些柴草，挖一些土压上烧，土烧热了以后用大粪或者化肥一拌，就能顶作渣粪用。烧火粪由队上指定地点，一天要烧二十四背笼，两背笼给算一分工，少烧一背笼倒扣一分，多烧一背笼加一分半。男劳力们大部分人争着要去烧火粪，其原因是做这活自由不说，手脚麻利的人再遇上土方手（方手：就是方便，顺手。这里指土松，容易挖，距烧火粪的场子近），一天可以烧到四、五十背笼，多烧几背笼还能多挣一些工分，有的烧一天火粪能顶平常出勤两、三天。尽管他们争是争，但对我二哥的安排谁也不敢反对，最后都无条件地服从了。

在生产队，依我的年龄和体力是一天能挣十二分工的全劳力，在群众会上就被二哥照顾性地安排到烧火粪的岗位上。我清楚记得，二哥在会上安排结束之后，我的近房叔父田德印习惯性地摇了摇头，向别人小声地嘀咕着：“唉——，‘亲为亲，邻为邻，自己人为的自己人。’自义这人也是不像话，他们自智才参加做活，不安排去背粪锻炼，却叫去烧火粪。烧火粪明明是挣大工分的活路么，就这样硬行地叫他兄弟去，别人能服？”

说实话，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也只有田德印能拿出来。这田德印，父母早逝，自小引着一个兄弟度日，混得算是我们这一门子人当中最差劲的了。在冬季身上补巴摞补巴，迟早冻的打战；夏季经常不戴草帽子，——他本来也买不起草帽子，全身除开一个短裤衩以外，连草鞋也不穿，任凭日晒雨淋，浑身上下黝黑黝黑的，下雨若打在油而黑的皮肤上，一逛而过。有几次他送媳妇回娘家，竟然去借田自弟的裤子穿。家里日子过得不行，但他却有一把子好力气，那梯形的黑脸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很结实的人，全大队人抬石头他算第一，因此就落下了一个“柱头”的绰号。他平常就仗着自己有一把子力气，总爱在人面子上出出风头，攀攀高枝。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跟着别人参加红卫兵，硬说自己和大队革委会主任田自弟前世是亲弟兄，不然俩人为什么长得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呢？还闹着要把比他矮一辈的田自弟喊哥，张罗着要搞一个正当的仪式开叫。最后还是田忠良看着实在太不像话，才以叔父的身份出面，把他美美地指教了一顿才算作罢。他本来与我也没有什么过节，只是他的兄弟田德声和我们一同从初中毕业，在上高中时被推荐（推荐：当时升高中和大学并不考试，而是主要靠当地组织部门推荐）掉了，因而很不服气。从那以后，在见了我们几个回家的高中生时，就经常言来语去的找茬子，不是背后里糟蹋，就是当面挖苦……

当下我在会场上听了田德印的议论，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甚至有些发酸。我想自己为何竟如此地可怜：既不能像王龙显一样去看火车洞子，也不能像田琴琴那样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继续考学，现在上坡下苦做农活，这恐怕要算最低的求生方式了！就这，还要被人排挤，况且排挤我的人还是自己的亲门子长辈！德印叔，我不指望你照顾，你也不能这样地对待我呀……我想来想去，唉——，难场！可是话说回来，我有二哥撑腰，硬顶起来，我也不怕谁。讲动真起来，要用嘴说，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讲打，我也不怯火哪一个。德印叔，你算个什么，说话又不敢大声，还怕我二哥听见。一想到此，我又有一些“占势子”的优越感了……

别人谈论归于谈论，也没有哪一个当面硬顶，我还是照常听二哥的。一早起来，我吃过饭就寻了一把镰刀捏在手上，准备上坡了。

我自以为一切准备就绪，不料刚出门就被父亲喊了回来。他别的话没说，只问了一句：“你就这样上坡？”

“咋的？”我不解地问。

父亲见我还没明白，就轻言细语地说开了：“娃子，咱们做啥就要像啥，当农民就要像个农民的样子么！你看你，刀没磨，锄子不拿，土篮子不提，裹脚布不缠，又没背背笼，上坡咋烧火粪？回来时拿啥背柴呢？”

“我上坡把柴砍好了后再回来拿锄子嘛！再说，磨刀多费工夫。”我争辩道。

“费工夫？”父亲没理我的申辩，转身进屋拿出一双草鞋和裹脚布，递到我手上说：“把这缠上！刀磨利，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不要裹脚布！”我惊叫似地推辞起来，泪水在眼里直打转。天，天，我的天！我一个有文化的青年学生，现在要缠着裹脚布上坡，和一个老农一样，拖起两条大白腿，走路甩前甩后的，那多难看！我的心里一时承受不了如此大的落差。

这时，铁锤子来了，他是来向我们借背笼并约我一同上坡的。他头上戴着经过雨水长时间淋过之后而略显黑色的旧草帽，手上提着土篮子，腰上勒着木刀鞘，刀鞘里面插着明晃晃的镰刀；他把自己的肩膀当着一个木杠，把锄把顺在前，锄柄在后地挂在上面；腿上缠着的白裹脚布，与浑身的黑衣形成了鲜明对比；脚上穿着新草鞋，由于带子过长，勒了两个来回又绑到前面的草鞋耳子上，把脚面勒成了一个小三角形。这样一身装扮，看起来倒还蛮精神，和他矮胖的身材倒也还很相配。他来到我们面前，丢下土篮子，取下锄头用双手拄着锄把，叉开双腿立着，这样脚就呈外八字形，那姿势使我联想起了电影里面的日本军官拄着指挥刀，其姿势还显出有几分威风劲。

父亲可能意识到了我的心态活动，见到铁锤子就像看到了我的榜样，忙说：“你看，铁锤子都缠着裹脚布呢，你为啥不缠？”

铁锤子倒也善解人意。他没有直结回应我父亲的话，只是从他手里接过裹脚布，翻看了一下，嘴里不断地称赞：“嘿，自智哥的命真好，第一天上坡我舅舅给买了新裹脚布。我这人造孽，一双裹脚布缠了快三年，爸还不准我买新的。”

“就是呢，你自智哥还不缠！”父亲急忙接住话。

“你不缠？”铁锤子把裹脚布捧到我面前，塞到我手里，柔声地说：“自智哥，我们高山人做活没有裹脚布可不行。缠上裹脚布，进山不怕刺扎腿，也能防蛇咬，挖火地不怕石头砸脚。我们今天烧火粪要挖土，有些土里夹有石板，这些石板底是蝮蛇最爱藏的地方。蝮蛇皮和土的颜色差不多，有时到眼前了还看不到，不注意时它就会在人的腿上咬一口。这蛇的毒性特别大，一咬以后，马上就肿，肿过腿关节就难治了，缠裹脚布就不怕这些。”他拉着我坐在椅子上，“再说，有裹脚布缠着，走长路有劲，腿又不庝。到了冬天腿也不怕冷，夏天能防蚊虫咬，又吸汗，还能当毛巾擦脸，多美的事情！你把胶鞋也脱了吧，把草鞋换上。胶鞋上坡爱滑，穿上栽跤。胶鞋也爱钻土，不住的脱掉倒土，麻烦死了。穿上草鞋，走路轻快，土钻进去脚一甩就出去了……”

嘿呀，铁锤子，我的铁锤子，我那没文化的兄弟！一双裹脚布你能讲出这么多的用途，小小的生活细节你能说出这些大道理，这算真正给我上了一堂有意义的课！我算对铁锤子讲的道理彻底服了，便按照他的吩咐，缠上了裹脚布，穿上了草鞋。

当我一身标准的农民打扮，背着背笼，走在铁锤子后面的时候，旁人并没有在意，也不见有人对我的穿戴指指点点。我那学生时代所养成的小小虚荣心，这时也得到了暂时的安慰。铁锤子可不管我心里想些啥，在路上和我闲聊了一阵之后，便故意把身子摇了摇，背笼里面的锄头“哐哐”直响。他扯开了喉咙，吼起来唱道：

“二人一路（哟）两个头，

今天听我再唱一个头，

不知你听起来有没有头（也——）。

一早起来（哟——）五更头，

背上背一个背笼头，

背笼里头撂一个大斧头（也——）。

一步一步上山头，

山上有一个疙瘩头。

搁下（那个）背笼拿起斧头，

打掉（那个）疙瘩头，

背上（那个）长街头。

街上有一个大丫头，

胸前（就）耸起两个大奶头。

她要买我的疙瘩头，

我要摸她的（那个）大奶头。

这边我要揉，

那边她就来个半推和半就。

三不揉（那个）两不揉，

几下揉得（个）水长流。

哎——呀哈，

                                           惹得我个卖柴的（就）麻骨头（也——）……”

“哈哈哈……”我受铁锤子的情绪感染，伴着他的歌声，顿时感觉脚步也轻快起来。这时望望他的衣着，瞅瞅自己的浑身上下，倒也感到很般配，心里还隐隐有一种“美”的感觉……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二章】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
  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责任编辑：肖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