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父亲的谆谆诱导，总算使我的思想包袱减轻了一些。第二天，我到学校收拣好日常所用的东西，码了一大背笼，依依不舍地锁好校门，长久地立在场院不愿离去。

我当时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去年，我满怀希望地到了这里，只想着今生从这里踏入公门，既能够远离那伤身伤神的农活，又能够荣光耀祖。我为着这一目标在这里撒下过辛勤的汗水，得到过辅导站校长的多次表扬，受过学生们一年的“老师”尊称，人格受到了一年的升华。可惜，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永远地要和我告别了……

我含着热泪，扶着背笼，正准备往回背的时候，尚居东来了，他也是准备把用不上的东西往回家里搬的。当下他见了我，先是说了一些舍不得分别的话，最后硬要把我留住不让走，说是一起再谝一会儿。

说实话，我见了他就没好气，对他的挽留也没给个好脸色。但是，尚居东对我的态度犹如视而不见，一再地好言相劝。我最后见他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只好勉强坐下来，陪着他闲谈。唉，也是的，一个人在假期来到学校，孤单无聊，加之他把我整过以后，院子的人见了他就像见了仇人一样，有的不理不睬，有的挖苦，铁锤子和田自稳他们几个还扬言要打他。他当然知道我们队上人对他的仇视态度，今天不只是急得慌，另外对自己目前所处环境的还有一些惧怕。他想叫我陪一会儿，恐怕目的就是把我当一个保护伞的作用。返回来从我这一方面来说，陪他一会儿也不会损伤我个什么，况且他最后一阶段对我也还算好，如果从这里走时铁锤子真的约上几个年轻人来打他，也没有人同情。但是，假如他从这里走时太狼狈了，以后对我的影响也不好，——人毕竟还有个见面之情嘛！

我依从了他。二人没扯上几句，他就取出了两瓶酒，叫我烧火，自己炒了几个菜，端到办公桌上。他说今天要尽兴地和我喝几盅。

那一天，我们毫不避讳以前闹过的矛盾，坦率直白地作了一番长谈。那场面，并不像以前闹过矛盾的两个人在一起说话，倒像是两个忘年之交在一起叙说那值得留恋的过去。我们从开始在一起工作时谈起，时而高兴，时而懊悔，情绪随着关系的变化而波动。在谈到初开始处事的那段经历时，尚居东的脸上现出了真诚的依恋之色，我心里也有无限的怀念之感；他在谈到贺恩贵的工作安排时，给我讲了一个笑话：那天几个学生拿着书本去问贺恩贵，说有几个词不懂，请他给解释一下。当贺恩贵拿过书本，给娃子们说到“暗礁”这个词语时，一下子卡壳了，当下哼唧了半天，才搔了搔头发说：“暗礁，暗礁……暗礁嘛，是黑的，就是海上的一种鸟嘛！”他讲的虽然是真实的笑料，但我听了却笑不起来。我看得出，他说这话的意图很明显是发泄对公社人事安排方面的不满。我对此也有同感，很是替他有些抱不平：他是公办老教师，又经常在全公社给其他老师作辅导，不管是论身份也好，还是论资历和水平也好，贺恩贵根本不能和他相比。从个人的条件来说，他家在旬河边，从家到冷水公社四十多里路，再加上公社到我们队上的三十多里路，这样，他从家到田家坪学校的路程就将近八十里。如果把他安排回中心小学，就能使他在回家时少走几十里路，这样从照顾老同志的生活来说能算顺理成章的事，从工作方面来说对于学校也有利，最低限度比贺恩贵的贡献要大一些。但是，领导们没有人想着遂他的愿，就是在安排工作或者见面招呼时，尊他为老教师，老资格，老前辈，以换取他一时的高兴；真正在落实个人的待遇方面，正像田自久说的那样“把他准个屁了”，不给他往近地方调整，还把他越调整越远了。他对上级这样的安排，真正是有苦说不出。他要是不找学校领导说几句吧，好像显得自己堂堂一个老教师太“怂”了；他找到领导，人家又推说人员安排是大事，是经过组织考察过的，个人也表不了态，现在已经由公社党委会议上决定，文件都发了，今年是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等到下一学年把他作为重点的考虑对象，暂时还是请他能以大局为重。最后还给他戴一顶高帽子：目前哪个学校都缺硬教师，把他调到比较差的学校去，是希望他把学校的面貌能改变一下，也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嘛！领导这样说，他也就不好再深追问下去了，他毕竟有命把子在人家手里捏着，他不图今年的竹子，还要图个来年的笋子，他还敢和领导去争吗？不敢！他只能吃个哑巴亏。当人事安排的决定宣布以后，他在会上还要装出高姿态，表现出欣然接受的样子，说几句组织安排英明的话，以给年轻教师树立起学习的榜样。不这样做，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就是在会场上顶几句，还不是给以后想整他的人帮忙积攒材料？他的这些苦处，除开能向我这个明白来龙去脉的人谈说，以博取我的同情心之外，别人，连听都懒听他的！我想，这恐怕就是他叫我陪着喝几盅的原因吧？在最后说到以前共事时的不快之处时，我们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指责的意思，都是很客观地为了一吐为快。我们心里都明白，今天只有两个人，又是面对面，都是你一说前言，他就知其后语之意的人，鬼精鬼精的，这时坐在一起又是为了别离之谈，再躲躲闪闪地说一些花哨话也没有多大的意思。

在酒桌上，他眼里始终含着泪花，我鼻子也一直酸酸的。末了，他哽咽着向我说：“自智呀，你说我们这倒是为啥呀！”

“为啥？”我说不清楚。

他用手摸着脸说：“这恐怕也就叫做两个坛子一齐滚——一个破，一个损吧？你以后是大有出息的，甭泄气！我看得出，你干事情有一股子韧劲，正像你平常说的那样：干啥像啥，务啥成啥，这种精神在年轻人当中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我，唉！”

“尚老师，你甭在棺材头上吹喇叭——给死人装气了！我想开了，我这辈子就待在农村里也不错。咱们田家坪这地方就好，人老几十辈子都能住，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安家呢？”我借用父亲给我宽心的话，回答了他。

“唉，我这是何苦吆……”他轻轻地把脸揉了揉，低下头，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滴在桌子上。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也陪着他，低下了头，眼里涌出了酸涩的泪水。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六章：第一次回落】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
  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责任编辑：肖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