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96年5月初的事。

学校领导关心教师们身体健康，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科大夫来校为大家检查身体。我被检测出有严重的心脏病，主要表现为三联律和四联率，有时还有两联率。综合科的陈主任立马给我开了住院证。

我一个教书匠，自然对医学不懂，但有必须住院的严重心脏病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怀疑这陈主任是为了给他们医院提升经济效益，就问她什么是三联律四联率，陈主任解释说：三联律就是心脏跳三下就停顿一下，四联率就是跳四下停顿一下。正常的心跳是匀速且不停顿的，我这种情况表示心脏随时可能“罢工”，很危险。

陈主任的解释言之凿凿，但我依然心怀猜测，于是就拿着检测的心电图，托朋友找到市医院心病科权威王大夫。王大夫看了心电图后皱起眉头，告诉我：

“人家陈主任说的是对的，是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王大夫这样一说，我才知道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回到学校正撞上校长，校长叫住我说：

“刘老师，我听陈主任说了，你的心瞎了，还不赶紧住院去。”

咳，这个陈主任！

没有等我说什么，校长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接着说：

“说是说，笑是笑，你去住院这事不能耽搁，你的课我安排别人上。”

真是一个好校长！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附属医院，不过多了个心眼，去的是心脑病科。接待我的是心病科的曹主任，博士研究生毕业，医学教授，又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多篇心病研究论文发表，应该是心病研究的权威。他仔细看了我的心电图后又对我进行了复查，而后没有丝毫迟疑的签了入院证。就这样，我开始了一个奇妙的医疗过程。

住院

医院的床位很紧张，我一开始住的是8个床位的大病房。我进去的时候两个护士正在整理床铺，说是前面的病人刚出院，重新换被单。我一看床号，66床，不错，六六大顺，是个吉祥数字。我心里一乐，护士收拾完毕之后我就急不可待的躺了上去。

说实话，我在学校带着两个文科毕业班，一个文科补习班，课程本来不轻，又在校外兼了两个补习班的课，每周正式上课25节，平均每天四节以上（那时是六天工作制），虽然教材内容是轻车熟路，但政治课嘛，每年都有新的时政内容，根据新的时政编写新的教学并非易事，加上自己有点争强好胜，所以感到挺累。这不，一躺到床上就很快迷瞪了，病房里的噪杂声一点都不影响我的睡眠。

熟睡中，忽然听到有人叫我：“刘老师，刘老师！”

我一挺身坐起来，揉揉眼睛说：“不好意思，老师迷瞪过去了。有啥问题？”

“没啥问题，是让你把氧气吸上。”

我这才注意到，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学生，是穿着一身白色护士服，带着白口罩的护士，再向周围看看，这才想起自己是住在医院了。

护士把氧气瓶推了过来，要我躺好戴上氧气罩。我一听就急了，我连不舒服的感觉都都有，还吸什么氧气！

我让护士把氧气瓶推走，我不吸氧。护士说：

“刘老师，这是曹主任的医嘱，我们必须照办。”

“推走推走，我不需要。”我坚定的拒绝。

“可是，你的病很重，必须吸氧。”护士没有动，手里拿着氧气罩，好像很为难。

“什么病很重啊？我都不想来住院，好端端的吸什么氧？”我怀疑这是院方为了创收。就说护士：

“不就是为了多算一点钱吗？你在单子上签上吸氧不就行了。”

话说出去了，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再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已经无法收回了。

护士见我这样说，就只好把氧气瓶推走了。

一会儿，另来了一个护士给我把吊瓶挂上。

看着吊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的慢慢的滴下，我无聊的开始数着液滴的点数，数着数着又迷糊过去了。

病危

“老师，老师！”

睡梦中又听到有人叫我，懵懵懂懂只看到白口罩上漂亮的眼眉，白色护士帽下乌黑的留海。

“老师，还认识我不？”口罩里传出的柔柔的声音，有点耳熟。

大概是感到我的迟疑，护士咯咯的笑起来，卸了口罩说：

“你再看看，我是谁？”

瓜子脸，弯月眉，清泉眼，秀美的鼻子下是丹红的小嘴，杨蓉，是杨蓉。

“我以为老师都把我忘了，我学习不好。”听我叫出名字，杨蓉很高兴，但语气中明显有点酸味。

我感到尴尬，不知怎样为自己辩解。幸好杨蓉自己给我台阶了。

“其实我知道你没歧视过我，你老叫我蓉蓉。”

噢，想起来了，是那个羞脸很大的蓉蓉，叫她回答问题总是红着脸结结巴巴。我知道她那一年高考没有考上，但不知道她后来成了护士。

说了几句过去的闲话后，杨蓉突然问我：“老师，师娘怎么没来陪护你？”

“你看我像个病人么？还要人陪。”我笑说。

“可曹主任说你病很严重。”这姑娘没有一点城府，直接就这样说我。

“医生就是这特点，把没病说成是有病，小病说成是大病。”

说完这些话，我突然想到蔡桓公说扁鹊的话：“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我是不是个蔡桓公？

杨蓉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

“老师不要学蔡桓公，得重视这病呢。”

“好好好，我重视。”

见我这样说了，杨蓉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

“老师，我给你个通知，你可别有压力。”

“什么东西呀，还会给我有压力？”我大大咧咧的问。

杨蓉给了我一张纸，我先看到的是下方盖着院方的大印，在看上面的题目，“病危通知单”，这五个字还真够害怕的。

“老师，你别担心，这也是医院推卸责任的一种手段。”

傻姑娘，现在知道安慰我了，我其实也想到了这一层。

我把病危通知单折叠好后放在衣袋里，告诉杨蓉：

“我的身体我知道，但这事你千万不要跟其他人说。”

“嗯。老师，那你安心养病，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忙你的吧，我没事。”我对杨蓉说。

杨蓉走后，我开始扫视病室。这是个大病房，八个床位上躺着八个病人，除我之外每个床都有陪护。大概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心病科，说话都悄声细语的，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看样子可能这些病人都下了病危通知单。

第二天早晨曹主任来病房，我问他：“你看我像病危的人吗？”他解释说：“你不懂心脏病，你的病很严重了，医院必须向你说明情况。”我当时就笑了，说他：“你还没给病人医治呢，就先把自己的手撕利（把责任推干净）了”他也笑了：“有这方面的意思，但你确实非常严重。”

“老师。看我给你把谁带来了？”

正胡思乱想着，杨蓉又回来了，一手提着热水瓶，一手拿着面盆，还带着一个护士，一手提着红色塑料袋，一手提着一箱牛奶，还没等我说话，她就先自我介绍了：

“我是小丽，还记着么？”

“记着呢么，我让你和王朝晖坐同桌，你不愿意还哭了呢。”我说。

小丽扭头对杨蓉说：“看，我说老师肯定记着我呢。”声音中透出得意。

“老师偏心眼，喜欢漂亮娃。”杨蓉噘着嘴好像很不满。

“露馅了吧，知道老师最爱你。”小丽反击杨蓉，不过杨蓉那时确实是班上最漂亮的姑娘。

小丽放下牛奶和塑料袋，说：

“老师，没有啥给你拿，买了几个苹果和香蕉。”

“买那干嘛呢？给你们拿回去！”

“看老师说的些，这算个啥呀？”

杨蓉把热水瓶放到床头柜上，从面盆中取出一摞纸杯，一条毛巾放到柜子里，把面盆放在我的床下，然后说：

“老师，住院用的你就不要从家拿了，需要啥给我说。”

“谢谢，不需要啥了，看把你操心的。”

“应该的，老师。”杨蓉说。

“她抄了个啥心，看这病房，人多的。”小丽说。

“这不是没办法吗？我都给护士长说过了，高干病房一有床位就把老师转过去。”杨蓉说。

“就这儿挺好的，我又不是高干。”

“看老师说的，这事你就不要管了。”小丽说我。

她俩离开之后，临床的陪护问我：

“你是老师？”

“怎么，不像吗？”我反问。

“当老师真好，学生给你把啥心都抄到了。”

留恋

开始我住的是六楼八个床位的大病房，因为学生的原因两天后转到只有两个床位的所谓“高干”病房。每天的过程都是一样，早上主治大夫来查房诊断、开药，护士按方送药、挂吊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但有两个病友让我记忆深刻难忘。

第一个是家住东乡的一个农村老太太，说是老太，也就60来岁吧，因心脏病与我同一天住院，在大病房里与我临床，有个女儿照看服侍。住院时是自己走进病房来的，与我聊天音韵朗亢，精神状态看来是颇佳的。因为是农村人，很实在，一切都听医生的，按时吃药，准时挂吊瓶，但效果却是病情越来越重，由自己上厕所到由女儿搀扶着上厕所，再到没法上厕所，躺在床上由女儿接屎尿，熬了20多天吧，老太太就去了极乐世界。我没有贬低现代科学或者医生水平的意思，事实上负责给她主治的大夫可厉害了，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研究生，当时的心病科主任，教授，后来升任为医大附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的杨大夫，在全国都有一定名气。但不管怎么说，这位老太太确实是我唯一亲眼所见的越治越重，竖着自己走进来，横着别人抬出去的病人。那个时候医患关系没有现在这么紧张，那女儿回去时还专门到我的病房向我道别，我看她泪水盈盈的，心里难受，但她一点也没有抱怨医院的意思。倒是我，心里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的。

第二位病人是我的一位女同事，姓杜，当时也就50来岁吧，比我晚几天住院，就住在我开始所在的那个大病房里。她这个人性格不好，夫妻关系紧张，住院的十几天里基本上都交给医院了，家里没人在身边陪护，也很少有人来探看。因为是一个学校的同事，又同病相怜吧，我每天都挤时间过去看她。

对了，我因为自觉病情不重，所以每天上午去医院检查挂针，下午回学校给学生上课。要知道，这些学生都是快进高考考场的学生了，学习特别紧张，替我上课的老师学生不满意，校长很为难。于是我主动要求把政治课都调到下午，就这样，我虽然住了43天医院，但学生的课一点都没耽搁。

那天早上我给杜老师带了一份油条豆浆早早的来到医院，哪知道在六楼心病科门口碰见个提着热水瓶的陪护，她拦住我说：“你那个同事昨晚上喊了个没停，吵得全病房的人都睡不成，把值班医生、护士都叫来了也没有用。就这都还罢了，她还屙（ba）在病房里，你进去就能闻着，把人能熏死。”

听这个陪护说了这么一长串话，我简直都没法相信。结果是一到病房门口就闻着臭气。我进去了，看见她仰卧着，两眼直勾勾的望着天花板。我叫她：“杜老师，今天的早饭是油条豆浆，赶紧吃，不要凉了。”

她没有起来，但扭过头看着我说：“刘老师，我怕活不成了！”

我说她：“嫑胡说，赶紧吃饭，我得打扫卫生了。”

我低头看她的床下，果然有一摊屎屙在报纸上，病房里的臭味当然就是从这儿来的。我赶紧把那摊屎拉出来，小心翼翼的用报纸裹好，双手捧着走进楼道的卫生间里（那时的病房没有卫生间），小心的把屎抖到大便池里，报纸塞进纸篓中，洗手后赶紧拿着拖把去拖她床下的残存屎尿，连续几次才算拖干净了。

我把地拖干净了，把她暖水瓶里剩余的热水倒在面盆里，让她洗手，然后去水房为她提水。值班的护士追上我，要我劝劝她不要大喊大叫，她们劝不了，病人骂她们。

我提水回来，看看表，8点了，医生很快就要查房了，我叮嘱她几句准备回自己的病房，想不到的是她突然拉住我的手不放，一再地说，“刘老师，我难受得很，昨晚上几次都想从这窗子上跳下去。”

说实在的，杜老师是学校教导处干事，与我平时没有什么交集，尽管我这个人爱与人说笑，但此前我们基本都没说过话。听同志们闲聊，她人不咋样，大家都不愿与她往来，她丈夫也在我们学校，姓张，两口子关系很紧张，经常打架，谁都不理谁，两个孩子在外工作也不愿意回来。这次她住院，丈夫把她送到医院后就再也没来管过她。我觉得她可怜，又是一个学校的同事，自己也与她住在同一个科室，就觉得应该尽量的帮她一下。人吗，能帮人处就帮帮，又少不了自己几个钱。谁知道十几天下来，她竟把我当做依靠了。

听她说要“跳窗子”，我连忙安慰：“千万不敢！得病了难受很正常，谁都也一样，听医生的，很快会好起来。”

她说：“你嫑安慰我了，我的病我知道，我恐怕活不了了。”

说完这话，她放开我的手，似乎是对我说，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我活不成了，我咋办呀！”

突然，她提高了嗓门，几乎是歇斯底里喊：“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

我看到她的眼里满是恐怖，是对死的恐怖，对生的渴盼，我怎么安慰解释也都无用，她继续着：“我活不成了，我咋办呀！”声音凄厉而哀怨。她的声音招来了早饭时间给病人送饭的家属，还有病情较轻的病人涌进病房围观。医护们正在交接班，大概也是见多不怪了，倒是没有人来。

人越来越多，我怎么安慰也不起作用，她照样大喊大叫的，我实在没辙了，也就不忌讳了，大声对她说：

“好我的杜大姐呢，死就死吧，有啥咋办呀，谁都得走这条路，无非是有先有后。你前边走，我后面就来了。”

我这话大概对她刺激太大了，她当时就不说话了，只瞪着眼看着我，周围的人不看她了，也都惊讶地看我，好像我是个怪物。

见她不说话了，眼睛看着我，我声音放轻了，又重复了上面的意思：“人都是要死的，活着就是在走向死亡。医生给我也下了病危通知单。你不着急了就等着我，着急了你前头走，我后面就追来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面带微笑说的，这微笑不是装出来的，同事们都知道我爱开玩笑，这次也是当玩笑说的，不过也是实情。

我不知道她当时怎样想，反正我觉得她盯着我的眼神明显的没有恐怖了，拧过头去望着天花板，再也没说一句话。

我又安慰了她几句，然后回到我的“高干”病房，与我同住的病友是附院外二科的田主任，记得他当时对我说：“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这话恐怕也就是你敢说。”

这话是不是只有我敢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说那话以后，她直到死都奇怪的再也没有喊叫一声，甚至大一点的呻吟声都没有，非常平静。第二天的早晨我去医院，在护士站看到她的丈夫张老师，还有她的儿女与一些亲戚，她已经在昨天夜里悄悄的离开了人世。我和张老师打招呼，他告诉我：“老杜在昨晚走了。”听这话时，我感觉他好像如释重负。她的儿女也过来跟我打招呼，脸上有着悲切的神情。

我回到病房，心里怏怏的想：我昨天同她说的话，竟然变成了为她送行！愿她一路走好。

而我最后对她说的话，通过医生、护士的口传到学校，影响很大。我出院回到学校，好多同事就嬉笑着说我：“你把人家杜老师骗走了，你跑回来了，说话不算数。”我笑着回敬：“你们知道的，我是教政治的嘛！”

直到现在，还有老同事拿这话挤兑我，呵呵呵。

结论

以上尽说了别人的情况了，还是回头说说我自己的病吧。

我是自觉没有什么，就和曹大夫商量了，每天上午准时到医院接受各项治疗，该检查检查，该吃药吃药，该挂吊瓶挂吊瓶，下午回到学校上课，备课，就在家里吃饭。住院一个多月了，三联率、四联率没有丝毫好转，我问曹大夫，大夫回答：“病来如山倒，病好如抽丝，得慢慢来。”我说：“我这山巍然屹立，可一点也没有倒呀！”

曹大夫驳斥我说：“你还要等倒了再来呀，那跟不上了，就像你那个女同事。对了，你是想实现诺言追人家去呀！我的任务就是不能让你去追随她。”

“咳，跟你这大夫是没办法讲理了。”我无可奈何地说。

曹大夫笑了起来：“我可没有跟你不讲理，你叫田主任说。”

对了，忘记介绍了，这田主任就是和我同住一个“高干”病房的病友，附院外二科主任田耕田教授，也是附院名声在外的名医。和我一样，他也是以冠心病的原因住院的，但外表看一点症状都没有，也和我一样是上午来病房治疗，下午和晚上都不在这里，如果有急诊大病需要他，他连上午也不在病房。听到我们俩的对话，他也笑了，说：

“老曹这嘴没有个把门的。不过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你看我像个病人吗？我不也在住院。”

听田主任说完，曹大夫可得意了，他说：

“我说的没错吧，你要向我们田主任学习，既来之则安之。再说了，你的两个学生都找我了，我还得对她们有个交待。”

我无话可说了。但对自己的病就是怎么也想不通。

我住院是5月份，但四月我还上过麦积山的极顶，而且再往前，先一年去朱雀森林公园，上到极顶看冰山遗迹和云海奇观的四个人中，我是其中之一，有冠心病的人怎么可能这样？想到这些，我突发奇想，我要自己再以实践检验一下自己。

1996年的时候，附院还只有一座十二层的高楼做住院部，心病科在六楼。我就自作主张的从六楼开始爬楼梯，一直爬到楼顶，然后迅速下到地下的负一层，再马不停蹄奔上楼顶，再下到负一层，如此一口气跑了两个来回，之后浑身大汗的回到病房。

一回到病房，我立即叫负责我的住院医生检测我的心率。住院医生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一位漂亮姑娘，看了我的模样大惊失色，急忙问我怎么这样了？哪里不舒服？我告诉她我好着呢，让她放心，然后说了我爬楼梯的情况。她听后就批评我说冠心病病人绝对不允许做激烈活动，我这样做会出大事的，出了事就把她害了。我笑着说她：“不是没有什么事吗？已经这样了，你先给我测测心率吧。”

“有事就跟不上了！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姑娘边嘟囔着一边给我做检测，后来不说话了，脸上表现出极为惊讶的神情。我问她“怎么啦”，她不回答，只是把仪器重新检查一遍，从头又开始进行检测，一连做了十几分钟，而后才摇摇头，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我对她的不正常反映感到惊讶，问检测结果，她回答：“你的心率正常了，怎么运动之后反倒正常了？”她告诉我，她们学的所有医学理论都是冠心病病人不能做稍微激烈的活动，活动就会加大症状，甚至为此丧命。我这种情况书上没有，她也没有听哪个老师讲过。

姑娘要我不要着急，是不是这台仪器有问题，她去另换一台。半个小时后她带着一台新的仪器回来，又给我重新检测，结果和上一个一样，一切都和前面的仪器检测的一样。

姑娘即刻向曹主任报告了我的情况，曹主任不信，很快从门诊部赶过来，并带来另一台不一样的仪器，亲自安装，亲自操作，结果一样的是眉头紧锁，连连摇头。之后说我，“你就是个怪人，这种情况闻所未闻。”但他又明确的告诉我，说我的情况还需要会诊，会诊后看看是什么问题。又叮咛我：“你不能再这样自己乱跑了，出了问题可就是了不得的大问题。”我连忙回答：“是、是。”

第二天上午，学院心脑血管疾病的最高权威，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全国著名心脑病科专家吴春光教授，带着学院的一众心脑病科大夫、学科专家、教师，还有许多学院研究生一起来给我会诊。吴教授先用听诊器仔细听了我的心脉，之后让我连续做了100多个仰卧起坐，又做了100多个俯卧撑，然后再仔细听我的心脉。而后又用仪器检测。看了检测结果后老教授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然后那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杨主任，还有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夫或为我把脉，或用听诊器再听心跳，不过谁也没有说话都相继离去。待所有的人都离去后，曹主任又回到病房，我问他情况，他叫我别着急，他们要开会讨论。

他们讨论的情况我不得而知，只是主管我的曹主任在间隔了一天之后到我病房来，未曾说话先露微笑，之后他告诉我了：

“你的病情诊断清楚了，想知道吗？”

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

曹主任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说：“会诊结果，大家一致的意见：你将来一定会死的！”

听他一说，我忍不住笑了，立即回敬他：“我对你的诊断，你不会死的！”

曹主任大笑：“我也一样嘛。你别急，听我把话说完。”顿了顿后继续说：“你死亡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究竟死于何种原因，不得而知。”

说着，他又忍不住笑了起来。我笑骂：

“你算是狗屁权威，说了半天连个臭味都没有。”

旁边病床上的田主任也骂他：“你这家伙就没有个正经。”又回头跟我说：“曹主任就是这号货，你嫑介意，他跟其他病人可不敢这样开玩笑。”

曹主任又笑了，说：“你两个嫑着急嘛，我把结论还没说呢。”

田主任又骂他：“有屁快放，刘老师都等急了。”

曹主任不笑了，又装出一副严肃的正经：“我现在宣布会诊结果，刘老师将来会死的，死亡的原因不能确定，但绝对不会死于心脏病！”

我又被他逗笑了，骂他：“你这是个啥结论啊，照这样说你骗了我几十天，给我治的是没有心脏病的心脏病。”

他反讥讽我：“你还不满足啊？你不会死于心脏病，这是多大的医疗成果？有这结果的，你是头一个。”

笑骂完之后，他告诉我，包括吴教授在内的所有参加会诊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我这样的“怪病”，后来查找各种能够找到的资料，也没有我这种“怪病”的的记述。他最后说：“你这个怪人，让我们都多了一点见识。”

你看，不经意间，我成了医生眼中的“怪人”！这个“怪”告诉我，医生尤其是权威医生不可不信，但也不要绝对迷信。科学再发达，也有科学光芒照不到的地方。

2024年11月19日星期二

作者简介：

憨子，本名刘彦强，陕西咸阳人，高级教师，西咸作家协会会员。从事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近四十年，为全国知名政治教师，曾在各类教育刊物发表教研论文180余篇，主编出版《青少年心理行为咨询》丛书、《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指导》丛书、《学习心理学》以及多种教辅读物。教学之余涉猎散文、诗歌、杂谈，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退休之后笔耕不辍，编辑出版《坡刘村志》《草根憨语》等书，有《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