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姑筹备婚事的那段时间，正是四爷病重卧床一年多了。都说喜事可以冲掉灾难和病痛，可直到菊姑出嫁那天，四爷也没有从病床上下来，把菊姑送上婚车。六七十年代的婚车，大都是牛车、驴车，最好的是马车。马车比牛车和驴车又宽又高，还能多装些东西。从云南参加工作花姑的大哥，提前一周赶了回来，把菊姑的婚事全部揽了下来，并通过在县城工作的好几个同学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购买回了当年最为奇缺的四大件：蜜蜂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宝石牌收音机和上海手表作为陪嫁。菊姑见到这一件件物品后，一个人躲到屋里哭的稀里哗啦。

对于菊姑的婚事，四爷一直不太满意。四爷脾气古怪，平常脸上从没有一点笑容，特别是见到我们一帮孩子在他家屋后闲地嬉闹，他就会把脸一沉，大声叫骂起来，吓的我们一见到他从远处过来，就会躲到远远地。也有胆大的不躲不闪，等着他走近跟前，听到他骂骂唧唧的，还会与他辩论几句，那时，四爷就会脾气更加暴躁起来，声音提高了许多不说，他还会顺手找来棍棒追打，跑的慢一点，免不了尝到点苦头。四奶奶脾气很好，每次听到四爷的叫骂声会很快从自家的院里跑出来，拉扯着四爷快些回家。然后再返回来把被打哭了的孩子哄好送回家，向孩子的父母赔礼道歉。四奶奶喜欢串门，常常在别人家一呆就是半天，家里啥事村里人基本都知道。菊姑的婚事四奶奶说过，四爷嫌弃出嫁的村庄较远，离我们村有三四十里地，另一方面，菊姑找的女婿家在农村，姊妹姐弟多，条件差，年龄还比花姑还大五岁，不般配。四爷还嫌弃男方木讷，少言寡语。每次来时，四爷都是板着个脸。

前来迎亲的那天早上，我见过他一次，那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新女婿上身穿着崭新的蓝色中山装，下身穿着一条肥大的黑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千层底布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古铜色的围脖。中等身材，皮肤黝黑、浓密的头发拧着劲的向一边长着，或许常年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的原因，面色比实际年龄显得更加沧桑了许多，走起路来很快。我和村里的小伙伴早早就跑去看热闹。花姑的小院里挤满了人，出嫁的嫁妆全都摆放在院内。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四大件”新做的棉被和红色的大木箱子。在门口我们见到新女婿出出进进好几次，一会儿从马车上往下搬东西，一会儿又从家里往车上装东西，忙活的脸上渗出了细微的汗珠。

菊姑比我们年长十好几岁，她上面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是四奶奶五十岁生下的老姑娘。菊姑说不上漂亮，但眼睛很大，脾气柔和，说起话来轻声慢语，常听四奶奶说起她小时候，骨瘦如柴，体弱多病，她腿部带有残疾，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早些年，我们见到菊姑走路的样子很特殊，她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着学，走出一二十步来，菊姑回头看到我们学她，恼怒的恨，便跑到父母那里告我们的状，四爷听后会迅速出门，手里拿着赶车的鞭子追赶我们，我们见四爷满脸怒气的从家门口冲出来，顿时五六个小伙伴便四处逃窜，四爷追不上我们，便站在大街的高处，挑着嗓子骂个不停，直到他骂累了我们也不敢露头。菊姑全家人对她视为宝贝，事事、处处都依着她。特别是菊姑大哥比花姑大十八岁，从小对她倍加疼爱，他是我们村第一个考出去大学生，那时毕业国家实行统一分配，他被分配到云南省一个偏远县城，离老家数千公里，几年回不来一次。虽相隔千里，他常常给家寄钱寄物，特别是对菊姑十分牵挂。我知道菊姑读的书很多，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在外读书，直到结婚头一年，才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挣工分。

我小时候，知道在农村年满十八周岁不读书，属于劳动力就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不然生产队长会天天找上门做工作的。菊姑在回家干活之前，其实早就离开学校在外挣钱了，是家里人一直隐瞒着没说。菊姑上学的学校不远处是一家县办砖瓦厂，生产红砖，生意特别红火。那个砖瓦厂场缺少记账员，菊姑感觉读书考学无望，便悄悄的跑去砖瓦厂打工了。在六七十年代，这样的事情要是传出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生产队队里知道了，家庭扣工分不说，还会把收入全部没收，村里大会小会还要点名批评。在砖瓦厂打工时，菊姑结识了现在的对象。在当时，菊姑的对象是他们村派到砖瓦厂的技术工，砖瓦厂占用的土地是他们村的。他每个月的收入要全部上交生产队，生产队给他记最高的工分，还免除他不参加修挖水利工程和一个人的提留。那时他们在砖瓦厂一起工作合作了两年，时间久了互相比较了解。开始男方通过砖瓦厂领导从说和，却被菊姑婉言回绝了。菊姑深知四爷的脾气和自身腿的残疾，要想过四爷那一关很难。就这样事情一直拖了大半年。其实，菊姑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不错的同班同学，他们约定好了，等毕业了一同考学，考不上他俩一块进城进厂当工人。因为她同学的父亲在县劳动局当副局长。这件事是在高考十天后菊姑说给四奶奶听的。四奶奶又告诉了四爷，四爷始终放在了心上，四爷认为生长在农村，能在城里吃上商品粮就烧高香了，不管咋样，菊姑个人幸福就行。那些日子，四爷天天乐呵呵的。后来，菊姑的那个同学考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菊姑落榜了，进城招工的事也黄了。菊姑给他那位同学天天写信，信也是一封一封退了回来，四爷知道后，大病了一场，从此后，老人脾气更加古怪，每天骑个破旧的自行车在村头来来回回转悠，和谁都不搭腔。菊姑高考落榜后，继续回学校复课，精神头也远不如从前了。复读半年，菊姑再无心读书，瞒着父母先在窑场干起了临时工。那个年代农村根本没有男女谈恋爱这么一说，即使两人互生好感，也要托媒人来往周旋说和，不然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菊姑在窑场干了三年，后来被生产队听到了风声，专门安排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确实菊姑没有在外读书，便被追了回来。在生产队，菊姑根本干不了什么重活，加之腿脚不利索，生产队便安排她看看守守的简单小活，工分很少。在云南工作的大哥知道菊姑的情况后，想让她去他那里找份工作，生产队死活不放人，后来就放弃了。因腿部残疾，本以为菊姑的婚事再也无人提起，可是菊姑回家一年后，菊姑所在的砖瓦厂会计又前来说媒提亲。起初，四爷得知男方的家庭情况后根本不同意，有两次是把媒人晾在外面的。后来，四奶奶有些沉不住气了，和四爷大闹赌气了好些日子，这门亲事算是有了回音订了下来。四奶奶心里明白，菊姑的婚龄在村里同龄人来说已经所剩无几了，加之身有残疾，体质较弱，再耽误下去就很难出嫁了，虽说结了婚离家远些，总比老在家里强。自菊姑把婚事订下后，四爷一直憋屈地好些日子不出门。每天烟不离手，酒不离口，和家里人谁也不多说半句话。

菊姑订婚半年多就出嫁了，四爷在菊姑出嫁后的一个月就去世了。菊姑自结婚后很少回来，每到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她一面。每次见到她，她都衰老了不少。婚后他生了三个姑娘一个儿子，为了生最后这个儿子差点搭上性命。那时，村里还实行计划生育，三胎已经超生了，更不用说第四胎了。为了保住孩子，她东躲西藏，风餐露宿，家里东西被乡政府基本上罚没光了。即便那样，菊姑还是把孩子生了下来。菊姑生她儿子的时候，赶上了难产大出血，在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保住了性命。孩子们小的时候，菊姑日子过的十分窘迫，那些年她回家的次数也就多了些，基本上是带着四个孩子一块回来住些日子。走时就会向大哥二哥求助，从四奶奶这里带些粮食和日用品回去。菊姑的女婿在她儿子九岁那年肝癌去世了。

最后一次见到菊姑是在四奶奶的丧事上。她脸色蜡黄，头发稀疏，两眼哭的通红，待在四奶奶的灵前说不上几句话。丧事结束后，她便去了省城。据说，她的二女儿在省城已经为她买了楼房，让她在那里安度晚年。从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菊姑回到她那座生她养她的小院。

作者简介：

王学亮，德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本期编辑：陈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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