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六月七日，天热得坐在办公室，身上的汗也会不住地往下掉。

下午两点，正在县工商联会议室开会，父亲带着三弟急匆匆到县政府大门口找我。看着他们满头大汗着急的样子，以为家里出了什么突发事件，忙将他们带到县政协门口花坛的树荫下让他们乘凉。

父亲一脸通红，颤抖的双手拽着我急切地问道，政府有没有规定，台湾的人如果回来了，敢不敢接待。还有，台湾人，能不能到咱家里来，来了，会不会给你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我扶父亲坐在桂花树下一块白色的石头上，又跑出县政府大院，为四弟买了一根冰棍，然后为父亲点燃了香烟对他说，大陆现在非常欢迎台湾同胞回来呀，难道咱家也有台湾亲戚吗？  

听了我的话，父亲长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目光从我脸上移开，紧盯着县政府大楼上，在太阳下闪着红光的国徽语气缓和地说，你妈有个堂哥，几十年没有音讯，人们以为他在解放前打仗死了，没想到，他还活着，现在，他从台湾回来了，让人捎话，说要见你妈，你妈怕他是敌人，不敢见，让我来问你，敢不敢接待这个人，敢不敢见面，如果接待了，会不会影响你的前程，你在县政府上班，人家会不会开除你。

为了这么一个事，父亲步行四十多里山路，冒着酷暑，从庙岭赶到县城，可以想象，他对我的关切。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接待台湾人，不会受到政府责问。我对父亲说，不会的，你们放心接待就是了。因为我知道，县上一些地方，有许多台湾人都回来了，没有听说，谁接待了台湾人受到处分。

父亲听我如此说，带着三弟回去了。

那天下午，我去了县委统战部找李部长。李部长是个文人，是我的忘年交。虽然年龄比我大，但他喜欢读我发表在报纸上的长文章。那时候，我是县政协委员，与李部长打交道的时间相对多一些，他喜欢我的钢笔字，总让我帮他抄写一些讲话稿什么的。

我把父母的担心告诉了他，他用双手扶着我的肩膀说，那个从台湾回来的人，应该是你舅舅，你让他到县上来，我专门接待他。我笑着对他说，李部长，我工资没有你高，但接待自己的舅舅，还是可以的。

李部长扯着我的耳朵笑哈哈地说，你个傻小子，县上专门给我们统战部拨了接待台湾同胞的专款呢，我出钱，给你装门面，你不高兴呀，到时，把你父母一块叫来，让他们一起住到县政府招待所，好好说说话，说不准，能给咱县上引回来资金呢。县上让我们接待台湾同胞，那是有任务的，台湾比我们经济活跃，有许多同胞，在那边有雄厚的资金，他们老了，想叶落归根，我们欢迎他们回家，用他们的钱，发展我们的经济，有何不可呢。

到了周六，我骑着自行车回到山里，把李部长的话告诉了母亲。又过了一周，台湾舅舅，到了县城。他拒绝了统战部的邀请，直接到了我住的房子。本来安排他去饭店吃饭，也被他谢绝了。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用不着人家领导接待。后来我才知道，台湾舅舅，的确是一个普通人，他并没有多少钱，好像也没有成家。这次回来，除了给我母亲一件衣服外，什么也没有给我母亲留下。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虽然穿着西服，扎着一条鲜红的血色领带，但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能感觉到，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台湾舅舅告诉我，他是从香港转道回家的，不敢在大陆过多停留，怕回去后，受到惩罚。问他当局会如何惩罚他，他说，也许停止发他的养老金什么的。

 台湾舅舅走后，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母亲给我们讲了一些台湾舅舅小时候的故事，后来，这个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逝了，像一片云，来了去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像他没有出现过一样。

但我能记清台湾舅舅的母亲，她是一个可怜的老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她是练沟生产队唯一一个五保户，就是不参加生产劳动，也能分到粮食。她住在大练沟和小练沟口交叉处练沟生产队的社房里，我们叫她“社房外婆”。社房往南走一里路，就是分出长江和黄河流域有名的分水岭。有时，我母亲给自己父亲去上坟，会带一些吃的给那个“社房外婆”。我和母亲会在她住的社房里，睡一晚上，为她做饭和收拾房子，就是现在，我也能想起“社房外婆”的样子和她住过的房子。

与台湾舅舅一前一后回到庙岭的，还有我们村一个姓李的台湾人。他在台湾做什么，当什么官，没有人知道。他和台湾舅舅一样，言谈中，句句离不开夸赞邓小平的伟大。他们统一称邓小平为邓先生，他说，是邓先生的改革开放，圆了他们回乡的梦，见到了亲人，亲近了故乡，重温了少年时的山水。

李先生比台湾舅舅年龄大，依我的感觉，他的社会地位比台湾舅舅高，他说话的水平同样比台湾舅舅高，虽然他比台湾舅舅年龄大，但他的精神状态也比台湾舅舅好，包括他的衣着和言谈举止。

在去台湾前，李先生已经结了婚，并有一个儿子。他这次回来，也给李村人带来了惊奇，没有人相信他还活着，只有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相信他还活着。

我给李先生的前妻叫老妈，虽然是李姓，非一个家门。自我记事起，老妈一个人带着儿子和女儿生活。后来我才知道，老妈所带的儿女，并不是他与台湾李先生所生。台湾李先生当兵走后，她正怀着身孕，为了母子能活下去，老妈改嫁到岭东七岔沟，而他与台湾李先生所生的大儿子，一直生活在七岔沟，他后来又回到我们村上。好在老妈虽然改嫁了，但一直关心和疼爱着七岔沟的大儿子。

李先生刚回来，知道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情况后，明确地告诉前妻和儿子，他在台湾有家室，有儿女。虽然他如此告诉了庙岭人，但庙岭人还是将他们安排在一起吃饭，没有人将他当外人。

李先生临走时，给儿子和前妻留下了村人不知道数目的钱财。

李先生和我的台湾舅舅，见过一次面，他们在台湾也认识，是一个同乡会，也许李先生比我们的台湾舅舅经济条件好，社会地位高，所以，他们见面后，我的台湾舅舅就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的台湾舅舅经济条件并不好，他怕李先生会给老家留下许多钱财，而他却不能，人们笑话他或者是小看他。

1988年，于庙岭人，是一个难忘的年份，台湾李先生的归来，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人们没有想到，四十多年不曾有音讯的人，还能活着回来。许多人家，当年被拉了壮丁或当兵走后没有回来的家人，看到李先生给前妻留下的钱财，纷纷去看望李先生，希望他能给庙岭的许多家庭带来好消息。而李先生却令他们失望了。再后来，人们听说山外有许多当年走失的人都从台湾回来了，就去打探消息，整整一年时间，那些走失家人的人，四处奔走，处处打探，他们多么渴望自己的亲人，还能站在自己面前，但除了李先生外，再没有走失的庙岭人能活着回来。

我的台湾舅舅那次走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作者简介】：

李虎山 陕西省洛南县人，久居西安，中国作协会员，西部散文学会陕西分会主席，商洛市写作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作家，2021年、2023年陕西省主题创作、陕西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创作作家。曾于北京卫戍区服役，担任过乡镇长，报刊杂志总编。出版长篇小说《鹿池川》《平安》《之间》，中短篇小说集《爱听音乐的狼》，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五十年的眼睛》、长篇报告文学《水润三秦》《庙岭本记》，长篇小说《平安》参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被陕西日报评为读者喜爱的作品并获蒲松龄文学奖，发表作品400万字，获各类文学创作奖50多次。《平安》入围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之间》刚一出版，就赢得读者喜爱。

本期编辑：刘萧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