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体制中的人，这几年越来越感受到工作难做。各级太注重形式，往往忽略了内容，干什么工作都要做预案，上报实施方案，上级批准后在落实中要拍照打卡，要留存资料，完了要发宣传稿，要上报工作总结，一套程序下来，没有十天半个月是不行的。

记得几年前自己在教育局工作时曾负责局里的驻村帮扶工作，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到包扶村所在的镇政府开有关脱贫攻坚的会议。记得每次开会都要更换五六次会标，台下的干部没有换，台上的领导没有变，变的只是会标。只见会务工作人员不一会儿就拿一个优盘往LED显示屏下面的USB接口插一下，会标马上更换，往往是脱贫攻坚会议刚结束，主持人说让大家别动，下面还有会议，于是又开环保督查整改会议；接着是国土卫片执法反馈问题整改会议；再是平安创建部署会，还有森林防火会等。每个会仅开不到十分钟，工作人员在各个角度拍几张照片，领导简单说几句就又该换会标了。最多的一次，一个上午开了8个会，光要记住会议名称都困难，更别提会议内容了。镇上的书记是我的老熟人，我曾调侃他说，郭书记真忙啊！整天看见你夹个公文包，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他苦笑道，“没办法，各项工作都重要，区上安排了镇上要立即安排，不开会就是你不重视，啥都要督查检查，不开会不行呀，否则就要挨通报批评！现在干啥工作都要留资料，美其名曰痕迹管理，没有照片就认为你工作没干”。

在教育局工作的那几年，我也深切感受到教育的无奈，系统内的各种创建、达标、考核、评比、征文、演讲等不上算，系统外各单位还要给教师、学生额外安排好多事情，他们有一句话叫“工作要搞好，小手拉大手”，好像谁不抓住学校这条线，他们的工作就推动不了似的。像什么禁毒教育、限塑、节能、艾滋病防治等等，五花八门，搞的不亦乐乎。原来的一个老同事在教育系统干了一辈子，他曾不无忧虑的对我说，“现在把老师和学生折腾得太厉害了，什么工作都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一股脑让小手拉大手！什么时候教育才能回归本真？什么时候教育教学才能成为教师的主业主责？”前几天遇到以前的同事，他现在是教育局局长，我们谝起此事，他苦笑着说，“我统计了一下，全区几十个单位，只有殡葬管理所和畜牧中心没有给教育局安排小手拉大手的工作！”这真是黑色幽默！由此可见，形式主义到了何种程度！

君不见扫雪扛红旗的、慰问穿马甲的、缅怀先烈拉横幅的、更不用说开工必剪彩、开业必摆花、领导进田间地头铺红地毯、领导栽树铁锹上绑红花，更不用说领导下乡调研高接远送，但凡开会台上的领导谁都要说两句等等！我常常想，中央三令五申刹四风，为什么到地方就刹不住，而且愈演愈烈呢？几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饭馆吃饭，邻桌坐着两个中年人，一高一矮，穿着得体，一看就是体制内的人，他们正在喝酒聊天，正聊网上批评扫雪扛红旗的事。我侧耳仔细听，听到高个男子一句金句醍醐灌顶：形式主义是上级对下级的忠诚度测试，也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度表演。太嘲讽了，上级对下级施加形式主义的要求，看似是对工作细节的关注，实则是一种潜在的权力游戏。对上级来说，形式主义是一种忠诚度的测量尺，一种对下级服从度的考验。这种“测试”不是简单地考察下属们是否按规定来做事，而是在间接地衡量他们是否对领导的意见言听计从。这些所谓的程序性要求，隐藏着一种权威与控制的关系，企图通过规范化的手段，巩固自身在组织中的权威地位。在这种表面上看似严肃的形式主义背后，实际上是上级对于下级的一种权力展示，一种通过规则和程序来巩固自身权威的手段。

他又说，形式主义并不只存在于上级对下级的关系中，同样也在下级对上级的互动中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下属们常常被迫在形式主义的大旗下“表演”，他们需要不断地展示对权威的服从，以符合上级的期待。这种服从不是因为他们内心的自愿，而更多是为了迎合体制所需。在形式主义的阴影下，个体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常常被束缚，被压抑。下级们被迫要在规则与自我表达之间进行选择，有时候不得不放弃自我，选择顺应形式主义的要求，以换取一种表面上的“顺从”。

听罢我惊出一身冷汗，这位大佬真乃人间清醒！仔细思考，他说得对极了。我猜测他不是高官就是搞社会学研究的大咖，最后他又说，我们需要认识到形式主义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对组织发展和个体成长的阻碍。形式主义所带来的是一种僵化的组织文化，削弱了创新和变革的可能性。在追求形式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失去了更为重要的价值，比如团队合作、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化的管理。这样的偏重形式的管理方式，无法激发出个体内在的潜能，最终也难以推动组织的长远发展。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们吃饱喝完走了，我还呆呆的

坐在桌前，陷入了沉思……

书于2023年12月19日

作者简介：

张利平，男，陕西商州人，生于1971年，中共党员，国家公务员，闲暇喜欢阅读写作。

  本期编辑：刘萧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