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电话

春天刚刚爬上庙岭时，庙岭安装了第一部电话，无线电话，座机，电话的主人，是三学。

三学是村上的信贷员，安装电话的目的，是杨圪涝信用社的驻村信贷员，每天要查问他的资金来往情况。

端午节那天，我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显示出来的是一个奇怪而新鲜的号码。接通电话，听到母亲遥远的声音。这是母亲一生中，第一次用电话，声音很低，电话中的母亲给我的感觉，确实是在遥远的秦岭那边。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三学的声音，他对母亲说，小婆，电话拿翻了。之后，母亲的声音清爽了，一下子跑到我的耳朵里。

母亲问，你是虎山吗？你是虎山吗？

我说，妈，是我，我是虎山，是你的大儿子。

母亲说，你声音咋这么近呢，好像你就在庙岭头上站着的。

我说，妈，不是的，我在西安哩，我正在上班呢。

母亲说，这国家人，真是日能得很么，这么远，声音咋这么清晰呢。

我说，电话就是这样的，人在天边，声在耳前呢。

母亲说，给你打电话，也没啥事，三学安了电话，说让我给你打一个，我想问你啥时候回来。

我说，中秋节吧，中秋节我回来看你。

母亲说，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咱庙岭通车路了，车能开到咱家门口了，你要再回来，不用把车停在郭沟口了，直接开回来就行了。

母亲传达的信息，使我兴奋，我想，这是三学的精心安排，他把如此大的喜事，让母亲告诉我。

庙岭通车路了。我问母亲，还有啥事没有。她说没有了。我让她把电话给了三学，我想采访三学一下，庙岭的路是咋修的。

三学告诉了我修路的过程。他说，没有钱，是乡上来人组织女人们修的，男人们都出去挣钱去了。我小婆也参加了修路。三学管我母亲叫小婆。

通话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97年8月9日的《乡镇企业报》秦岭副刊上，文章的标题是《故乡女人的手》。

这是我为庙岭写的第二篇文章。

这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气阴沉沉的，我正在铜川市采访，天快黄昏时，接到了二弟媳妇的电话，她告诉我，母亲快不行了，让我连夜必须回去。

从铜川马不停蹄地赶到西安，再从西安火车站坐长途车，赶到洛南县城时，已经晚上十点多，好友作家胡云山，借了县土地局的四轮驱动，最好的车，将我送到母亲的病床前。我们经过鹿池川时，地上的雪很厚，月亮很大，云山把车停下来，我们一起看了月光下的雪景。

是我第一次看到鹿池川的大美。

按母亲说的，车真的开进了我们家的庭院。

母亲只是感冒，并没有多大问题。她是想我了，我答应她中秋节回去，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中秋节并没有回去。

车能开进家了，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这一夜，我睡在母亲身边，与母亲整整说了一夜的话，能记住的，只有一句话，母亲说，她不想死，她要坐一回车，最好车能行走在她参与修的山路上。

第二年，我用车将母亲接到西安，玩了几天，又用车将她直接送回去。

母亲实现了她的愿望，我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整个盈尔沟的人，庙岭人，都实现了愿望。

这是庙岭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没有通车前，山路是羊肠小道，像上帝丢弃在山间的一条鞋带，庙岭人，祖祖辈辈，在羊肠小道上，靠一双脚板走路，走来了一代代人，走去了一辈辈人，将人口稀少的山沟，走成了一个人口兴旺的生产队。据资料显示，民国年间，整个庙岭的人口，只有十几户，不足50人，到1984年，全队人口达到32户200人。

能让庙岭人记住的山路，还有一件国家的大事相佐，那就是香港回归。

有一次，西安一位作家朋友，去了庙岭，看到庙岭纯朴的民风，旖旎的风光，产生了为庙岭写点东西的念头，他背过我，采访几个住在沟岔的人，他问人们，你们这儿何时通的车路，安梅姐告诉他，哪一年修的，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是香港回归那一年。

庙岭人，能记住国家大事的人不多，特别是老年人，但他们能记住，新中国建国的日子，能记住毛主席逝世的日子，能记住周恩来逝世的日子，能记住邓小平逝世的日子，能记住香港回归的日子。

毛主席逝世那一年，庙岭人完成农田基本建设，通了架子车路，能记住香港回归那一年，山路拓宽了，小车能开进庙岭。

按说，早在1974年，庙岭就应该修通车路的，那时候，杨圪涝公社有一位领导到庙岭，他对时任村支书姬发权说，我从上面争取资金，把你们庙岭的路修通吧。姬支书拒绝了公社领导的好意，他说，我们庙岭人，能守住的，就是这一点山了，如果把路修通，我们这山就完了，那前川的盈丰、副刘人，还不把我们的树偷完了。

可到了后来，庙岭人再想把路修通，却没有机会了，人们把怨气压在姬发权身上，一压就是几十年，老支书只有叹息的份儿，他已经退休了，再也没有能力组织人们修路了。

人们说，庙岭人，少走了十五年好路。

附记——

从庙岭到北京

庙岭，地处商洛山区秦岭怀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三四十年前，很少有人知道。山外人，听到庙岭的名字，不是撅嘴，就是瞪眼睛，或者是摇头吐舌头。

为什么？因为庙岭是一个不受人待见的地方，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路如鞋带宽，人穷少吃喝。庙岭以外的待嫁女子，更是听不得庙岭的名字，待嫁的人家，听说庙岭有人到家里来提亲，不是关了门，就是一脸清冷地哄庙岭的媒婆，说自己的女儿已经有了人家。没有办法，庙岭的婚配，形成了“自产自销”，大姑娘不对外，外女子不进来。

庙岭人没有想到，山野的生活，也会迎来信息化时代。有了信息化，庙岭和过去不同了，想知道庙岭的人，从手机上就能找到。如果开车去庙岭，“高德”会安排一个声音纯净的女人，连你的面也不见，会把你引到庙岭。

庙岭很遥远，也很闭塞。过去，除了庙岭人爱它，外地人压根不会把庙岭放在眼里。当然，也不全是，同样在三四十年前，山外鹿池川一带，没有娶上媳妇的小伙，心中老挂念着庙岭，因为庙岭出美女。

山外小伙经济不宽裕，他们就想着，从山旮旯穷地方娶媳妇彩礼少，而庙岭的女娃，不想再爬山，不想让扁担将自己苗条的身材，杨柳细腰，压成水桶或文件袋，就是彩礼少，也想着早日逃出山门，嫁到前川去。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山外人眼里的庙岭，和庙岭人眼中的庙岭是有区别的。用今天的话说，庙岭，在山外人眼里，是丑陋的，难看的、遥远的、落后的、闭塞的。而庙岭在庙岭人心中，是美丽的，有温度的，是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的，住处不嫌坡坡陡，庙岭人自己宽慰自己。

山外人为什么不稀罕庙岭，问题出在交通上。庙岭居深山，路不通，要出山，先要翻一座山岭，再行走十里山路，到山口，才能看到洋洋十里的鹿池川。

四十多年前，我在鹿池川上初中，周日下午三四点，从庙岭出发，一路走走停停，到鹿池川，天就黑定了，有月亮的夜晚，月亮会伴一些行程。那时候，学校的制度很仁慈，每到周六，下午不安排课，十二点吃过午饭，山里娃就可以回家，校长担心着山里的豺狼虎豹。

高中毕业后，有幸去北京当兵，到了探亲的日子，从北京城回到庙岭，前后得三天到四天时间。从庙岭往北京去，要的时间更长。第一天，从庙岭走到鹿池川，半天时间，从鹿池川，走到县城，也是半天时间，一天时间就完了。到了县城，找地方住下，第二天，天不明，被县城挂在看不见地方的大喇叭哇啦哇啦的叫醒，于漆黑的冷风中，到城西车站排队。县城开往西安的车是有数的，每天只有三辆敞篷车，运气好的，当天可挤上大棚卡车，在秦岭的寒风中，于天黑前，摇晃到西安火车站。若运气不济，第一天坐不上车，得第二天走。如此，两天时间，就没了。到了西安，火车票又是问题，火车的次数同样有限，有时，当天可以买到次日去北京的车票，有时得等两到三天，虽然手头有现役军人证，那个红皮本本，往往换回的是窗口售票员，实在没有办法，对不起呀的回答。就算第三日能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无论经太原，还是过郑州，24小时的行程，谁也无法更改，火车司机助理，搭煤的双臂抡得再欢，火车的速度不在他手中掌握。

从庙岭到北京，算是幸运者，运气差的，四天五天也有。曾经历过，五天时间，从庙岭到北京的行程。部队首长给了警告，首长是天津人，他说他不信，不到两千五百里路，有火车、有汽车，还要五天时间，此行为，玷污了卫戍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

另一个首长则力争取消那个警告，他对天津首长说，你们平原上的人，哪知道山区的路途有多难走。帮我的首长，老家在山东的沂蒙山区，他知道山区的交通有多艰难。

1983年，从北京回到庙岭，有幸担任了家乡的乡长，二十来岁年纪，思想单纯，想着，上苍给了机会，一定要修山里的路。心中那个上苍，就是党组织。为了要钱修路，耍起小孩子脾气，睡在交通局长办公室，局长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一连几天，气得局长没有办法，把我的行为告诉了县长。县长发话召见，同僚担心，劝我不要再闹了。好在，在北京时，跟随过小首长，也见过大首长，心理素质练出来了，对县长召见，并没有多少惧怕，想着，最坏的结局，不再担任乡长罢了。

县长是西安城芯芯人，家住钟楼附近，对山区很有感情，对建设山区有很多想法。见面后，县长当着交通局长的面，拍着我的肩膀，直夸，是个人才。他对局长说，改变山区面貌，就要这样的人才。无奈，交通局长当场答应，想办法，一定想办法。交通局长的办法还没有想好，我被调往镇上担任了副镇长。

一年后，绕道从鹿池川往庙岭走，自己下线定桩的山路，竟然能开车进山了。

车路并没有通到庙岭，要从庙岭走到新修的宽展的山路上，还得步行一公里，要翻越庙岭。

九十年代初，到西安工作，当时有个想法，能不能从大地方想办法弄到钱，修庙岭的山路，使庙岭的羊肠小道，能与那条宽展的山路对接。

1997年夏天，香港回归的那天下午，母亲兴奋的告诉我，庙岭人，把路修通了。1998年，洛南人修通了县城连接312国道的路，洛南人到西安，再不用翻越秦岭，车直接穿越秦岭腹腔，直达西安蓝田的水陆庵。2015年，洛南人又修了高速，县城连接沪陕高速只需要十五分钟，而车上了沪陕高速到西安，竟然不到一个小时。

大路、国道不断地变宽变平，而乡间小路，跟着大路学样子，由窄到宽，由曲到直，由土路变成水泥路。更令人惊喜的是，2017年秋天，再次回到庙岭，发现路全铺了水泥，站在庙岭头上看路，路像一条白色的飘带，浮在山沟，诗意缠绵，美妙无比。

也是那次，侄儿要去北京上班。次日清早，开车从庙岭出发，过鹿池川，经洛南县城，再到西安，前后不到两个小时。下午，刚坐到办公室，侄儿用北京的电话告诉我，他也到办公室了。问他，高铁，那么快么。他声音宏亮地说，自己也想不到呀。

算了一下，从庙岭，经西安，到北京，侄儿用了大约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与自己当年的三天和五天，自然是不能同日而语。

逢年过节，每每回到庙岭，一些老人经常问我，你说说看，庙岭这些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啥。我常常是笑而不答。他们自己会一脸笑意说，你有车，你最有发言权么，路呀，是不是方便得很，下回呀，你要是想吃手擀面，从西安走时说一声，你回到庙岭，吃上正好么。

庙岭的老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把他家的，咱把路落下了，谁也拿不走，移不动。

是的，庙岭的路，是庙岭人的，谁能拿走呢。

【作者简介】：

李虎山 陕西省洛南县人，久居西安，中国作协会员，西部散文学会陕西分会主席，商洛市写作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作家，2021年、2023年陕西省主题创作、陕西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创作作家。曾于北京卫戍区服役，担任过乡镇长，报刊杂志总编。出版长篇小说《鹿池川》《平安》《之间》，中短篇小说集《爱听音乐的狼》，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五十年的眼睛》、长篇报告文学《水润三秦》《庙岭本记》，长篇小说《平安》参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被陕西日报评为读者喜爱的作品并获蒲松龄文学奖，发表作品400万字，获各类文学创作奖50多次。《平安》入围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之间》刚一出版，就赢得读者喜爱。

本期编辑：刘萧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