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爷爷去世后，奶奶引着一儿一孙实在是过不下去了。父亲只好把户口迁往了洵湾乡（新中国建立以后，原洵湾乡一保改成了洵湾乡）的“新庄子”，顶起我爷爷的职责，担负起抚养我大哥和二爸的责任。父亲离了“老庄子”后，摆下的一摊责任自然就由我母亲来承担。父亲虽然人没有住“老庄子”，但却是一心挂两头，经常往来照顾；再者他的医术相当好，农村的医疗条件又差，免不了要被东家接，西家请地去给人家看病。这样的两宗事“挤”到他一个人身上，就不时地耽误一些在生产队做活的时间。当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这样做刚好给造反派们找下了整他的材料，他们说我父亲照顾老庄子是为了逃避劳动，给别人看病是反动的学术权威，在找不到地主和富农们做坏事的借口时，就把他拉去批斗，进行人体摧残。父亲当时好为难：一边是病人家属的苦苦哀求，一边是造反派们的恶意阻拦，他在夹缝中艰难地度过了许多年。直到我二爸勉强能主事的时候，造反派们看到奶奶家也能过得下去了，便借口说我父亲长期和红色政权对着干，属于“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便把他撵回了老家。这下好，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

父亲回老家主事，家里的日子虽然显得宽裕了一些，但我二哥和三哥对他却不是多么的言听计从。因为他在供养二爸时就没顾上两位哥哥，使他们没有读到书，在未成人时就过早地担负起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父亲也知道我二哥和三哥不听话的原因，但也无法，就把自认为欠两位大的的情分补在我这个小的的身上，尽全力地供养我上学。这样，我有父亲和两位哥哥的疼爱，就在我们洵湾区上办的高中学校里一直读到毕业。

我们毕业那年，适值恢复高考，国家也开始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同学们都从此看到了希望。毕业班的学生大部分兴致勃勃，积极参加高考，但都因为底子太差，全校的应考生一齐名落孙山。

我初出学校，满怀兴致地动用所有的关系，谋了一阵职业，但严酷的现实向我作了铁的结论：农村户口的人要求得职业如同水中捞月！无奈之下，只好灰心丧气地回到了冷水公社田家坪大队第一生产队，把步子踏向了社会。

和我一同从学校回到队上的还有王龙显、田自久、田琴琴三人。在我们四人当中，就数田琴琴的条件最好，她的父亲田德爵在县上粮食局当领导，家里不愁吃，不愁穿，也不愁没钱用。其次要算王龙显，他的母亲早丧，现在只有父子两人过日子，负担比较轻。另外，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我们无法可比：他的父亲王先臣现在当着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从学校还没回到队上，王先臣就已经通过公社的关系给他安排好了，叫他去铁路上看火车洞子，这在当时是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业呀！他的优越，令常人不敢想象，更是我和田自久两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还有就是田自久，他的父亲田德英在我们读高中时就已经辞世，哥哥田自新老早就分了家，现在家里只有他们母子两人过日子。好在他哥哥对他好，分家和没有分开一样，经常照顾他，使他不至于受罪。但是他的“前途”境况和我差不多，既无靠山给安排职业，也无伸手要钱的路子，我们俩只好依靠自己的双手来谋求生活。

那时，基层政权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当时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结构，就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队是几十户人家统一土地，统一劳动，统一靠劳动日挣来的工分分粮分钱，任何人不能随便外出。私自在外做生意主要是政策方面不允许，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打击。另外，周围环境也没有做生意人的容身之地，乡亲们认为做这些事的人是小贩子，他们说生意人不成器，都看不起。更要命的是生产队所用的惩罚措施，如果没有经过允许在队上误一天工，就惩去一天的工分，使你分不到钱粮，没饭吃。当时城镇户口买粮凭粮本和粮票，农村的粮食不准随便交易，农民手上就是拿着钱也无处去买粮，这样的情况确实令人无法。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我和田自久只好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安心地参加劳动，不甘心地当农民了！

条件如此，时局如此，命运如此！没想到，正是由于我们这几个普通年轻人的回归，后来在田家院子演出了一系列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一起回来的四个高中生也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各自的曲折经历犹如“打竹板，翻上下”之势，几个人的归宿与初出社会时竟是大相捷径。这些事要说起来，简直是痛彻心扉，不堪回首。当然，这是我后来才能提到的事……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二章】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
  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责任编辑：肖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