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二点，是我经常下班的时间，每当看到巷口烤红薯的炉子还在冒着烟，我总会忍不住多看几眼。那用铁皮桶改造的炉膛里，炭火泛着暗红，红薯皮爆开的焦香，混着丝丝煤渣味，一下就把我拉回了过去，想起老屋的泥炉子。

记忆里，父亲用火钳夹碎炭块的模样，就像二十年前的画面清晰浮现，分毫未变 。

那时的红薯都是窖藏的，到了冬天，表面裹着一层薄薄的霜。母亲会精心挑出纺锤形状的，埋进灶膛的热灰里。我们兄妹三人围在灶台边转来转去，鼻尖都沾上了灰。

记得每到冬天，父亲就拿着铁钩子拨弄炭火，火星子溅落在青砖地上，一闪即逝。红薯皮慢慢鼓胀起来，裂开一道道焦黄的纹路，那甜味混合着柴火气，钻进了椽子缝里。小妹总是等不及，哪怕烫着手也要掰开，指尖被燎出泡也不哭，只是一个劲儿鼓着腮帮子吹气。

除了烤红薯，记忆中的野菜，也很是让步入不惑之年的我回味无穷。开春时，头茬野菜最为金贵。母亲挎着柳条筐，带着我去河滩挖荠菜。露水把裤脚打湿到膝盖。如果遇到倒春寒，天气是极其冷的，草叶上摸上去很凉，但到了中午，大地才有了一丝暖意。

母亲经常带着我挖野菜，她教我分辨锯齿叶和圆叶：“锯齿的苦，圆叶的甜。”可实际上，吃起来都带着苦味，但只要拌上玉米面蒸成团子，再淋上两滴香油，那苦味就奇妙地变成了清香味。隔壁赵婶来借盐时，总会顺手带走两个菜团子，过几天还盐的时候，瓷碗底一定会卧着三个鸡蛋。

夏天，凉粉是用井水镇着的。青石磨盘支在槐树下，母亲推着磨，我往里面添泡胀的绿豆。乳白的浆汁顺着石槽流进木桶，沉淀之后撇去上面的清水，剩下的稠浆倒入铁锅。母亲经常嘱咐我，灶火不能太旺，得用麦秸慢慢煨。成型的凉粉颤颤巍巍地扣在案板上，用蘸了凉水的刀一切，棱角分明。浇的蒜汁一定要现捣，在石臼里放上一瓣紫皮蒜，加上粗盐粒，用杵棒砸下去，那股辣味直往眼睛里冲。

到了寒冷的日子，最盼望的就是货郎担的拨浪鼓声响起来。那是个跛脚的汉子，就住在邻村，是个半瞎子，经常挑着两箩筐应季的吃食与玩具。清明前后的青团子、端午的艾草糕、重阳的栗子酥。母亲用攒了半年的鸡蛋，换回一包桂花糖，藏在立柜顶的笸箩里。我踩着板凳偷偷去拿，总是被笸箩沿的竹刺扎到手。糖纸是黄草纸，拆开的时候粘着糖渣，舔上一口，能甜上好半天。

腊月里，腌菜缸最值得一看。大白菜晒得蔫蔫的，码进缸里再撒上粗盐。父亲光着脚踩菜，脚踝上的青筋一鼓一鼓的。当咸菜石压上去时，褐色的汁水漫过了缸沿。我偷吃过半腌的萝卜条，咸得赶紧灌下两瓢凉水，结果夜里还尿了炕。母亲早起晒被褥，被街坊瞧见了直笑，我躲在门后，臊得脸通红。

前几天，在超市看到卖即食菜团子，包着塑料膜，绿得让人怀疑。用微波炉转两分钟就能吃，可怎么也吃不出当年河滩的土腥气。妻子说我老是盯着巷口的烤炉发呆，她不明白，那炉膛里烧的哪里是炭，分明是从前慢悠悠的日子。那些等红薯熟、盼货郎来的时光，和着旧滋味，早就被腌进了岁月这口老缸里。

本期编辑：陈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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