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的后脑勺摸得着看不到。”这是在农村流传很广的一句话，话语虽然“土”一些，但却揭示了人生是在不断变化的哲理。它是说命运并非一帆风顺，“三红三黑还不得到老。”一直翻来覆去，有的昨天看起来是破衣烂衫的乞丐，今天却变成了身着锦衣绸缎的富翁；有的以前贵为座上宾，而现在却和普通人一样地平起平坐，甚至有时沦落的还不如常人。时下像我们田家院子的“名人”田德远，正是属于第二种人。

一年前，田德远的妻子在生了第五个孩子以后，被人向区上作了举报。区上的文教组长张吉立即带人作了调查，并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他在会场就果断地表态要将这事追查到底，并确定了处理田德远的“三整”处理方案：从名誉上整臭，经济上整垮，职业给他整掉。在全额地罚过款之后，将他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上报到县文教局。文教局接到了上报材料，很快就和县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派出调查组做了核查。核查工作组回到县上没几天就发下了文件，把田德远开除回家了。田德远在回家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感到很懊丧，但也无法，只有自己给自己宽心，不断地调整着心态。这样高说低就，总算慢慢地适应了农民的生活。

田家坪的人有一个不明文的传统，那就是对拿国家工资的人相当尊敬。大家都知道，全村几百个人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拿着财政工资，他们是脑力劳动者。在有些农民的眼里，他们既然是搞脑力劳动的人，平常回家里时给别人写写信还可以，过年时给大家写一些对联也还行，怎么能像土牛般的农民一样地去做地里的农活呢？这些人既然不能做农活，又分有土地，家里只有一个妇女劳动，犁地和撬石头的活也做不了，咋办呢？那当然是大家给帮忙做！尽管咋说，现在土地都包到户了，时间由个人安排，自己地里那一点活不够几下就做完了。剩下时间了给拿工资的干部家里帮忙做农活，从各方面来划算虽然没有赚多少钱，但也没有亏本。首先是从实惠方面来说生活比较好，可以喝上瓶子酒，还能抽上带把儿的长支烟。另外从人事活动方面来说对自己比较有利，吃饭时间能听到他们讲一些外面的新鲜事一饱耳福，还能显得自己会拉拢关系，别人议论起来也好听：“看，人家是干部家里的常客，出出进进就和干部一家人没有区别！”他们认为能在干部家里出进就像自己也当了干部似的!还有极少数人存着私房话不好明说，他们认为现在社会‘有智吃智，无智吃力。’干部给人帮忙就是动一动嘴，但人家却办的是大事，自己给人家出一点力究竟能值几个钱？用人不是当日之维，给拿工资的人帮一天忙，自己当时混个肚子圆不说，以后在遇到啥子急难的事情时，找他们借钱也好张口。帮忙，实质就是换工，咋的？

我们的田德远以前教书的时候，在田家院子的地位相当尊贵。现在被开除回家参加劳动，地位就逐渐地起了变化，这是因为干部这一层优势没有了。在初下地做活时，他思想上根本接受不了从教师到农民这样大的落差。但是，他没有办法，他的身份已经和普通的农民一样，既给人们谝不出外界的新鲜事，手头又没有方便钱往出借，更不用说给人家办什么大事了。别人看他沦落到这种样子，如果再去给他搞一些无偿的劳动，那倒是凭得什么？人一辈子不管干啥总要为一点啥呀！说实确一点，就是社会变得越来越现实，给谁帮忙要有一点目的性！

田德远是一个知情达理的人，他从理论上做过设计：地里的农活没人帮忙，自己可以做，不过累一点，比别人慢一些，这些都能将就着撑得住。可一到实践中就不一样了：地里下种必须要两个人，一个人挖窝子，一个人跟上撒粪、点种子。如果先挖窝子，再回头去撒粪、点种子，就需要几个来回，一天只能做半天的活路。要想省工，就非和别人换工不可！然而使他烦心的是，很多人在换工时不找他，就连在路上遇见他了也懒得搭理。更有甚者，以前那些老远见了他就撵着打招呼的人，现在见到他却避得老远!特别是他不能容忍的是，在红白喜事的人众场合，有些人还怪腔怪调地学他说话，当面嘲笑他。——这不但使他十分苦恼，而且多少有了一点受欺负的感觉!

从自身方面来检查，田德远还是过去的田德远，他当了多年的教师，说话时爱在开头带上“这个”或者“那个”的，中间总爱“嗯，嗯”地间隔一会儿故作沉思，结尾还爱带个“啊”字。和大家交谈时喜欢把当地常用的农村土话用书面语言去代替，把本地人说的“堂屋”称作“客厅”，把“洋芋”说成是“土豆”，把“红苕”说成“红薯”，把“倒茶”说成“沏茶”，还有把“做活”说成是“干活”等等。他说这些话固然没有错，在教书时这样说，大家根本没有谁说过他的不是。相反，人们在听到他说的这些话时，不但没人觉得不顺耳，而且还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大家认为他是有文化的人，说话本来就应该和下苦力做活的人不一样，不然，还谈什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呢？现在他回家务农了，掮锄头上坡强挣着和大家一样地劳动，进山也缠大布裹脚，这些和普通人一样，看不出什么区别，人们感到他表面还像个做活的把式。就是平常说话，他还保持着原有的风格没变，这大概是他自己的一点傲骨吧：自己回乡务农后身份可以改变，为什么连说话也要变得土里土气呢？人不可有傲气嘛，难道连傲骨也不应该有？

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认为应该坚持的这一点，恰恰是淳朴的百姓们所不能接受的丑做作。在众人眼里，你教书时说一些与众不同的话，那和身份是相符的；现在是农民了，一切和我们一样，说话为什么还是那样怪腔怪调的呢？大家看不惯。

看不惯的事情就要说！于是，众人就开始议论起了他的不妥之处。先是几个人在一起背后谈论，一段时间后，随着他的威信不断地降低，大家就把这些背后的闲言碎语公开化了。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在提到他的名字时直接用“土秀才”这个外号来代替。有的在问他几个娃子时，竟然很不恭地说：“你的‘土秀才’爸爸在家没有？这几天在屋里还‘沏茶’不？还‘啊’不？”这些话当然都能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知道后很恼火。但他要显示自己有修养，不能为了这些话和谁去论个长短，故而只能忍住，不言语。

对于背后说的话他能忍，而当面来“接明火”时就不一样了。特别使田德远感到可恨的是铁锤子，这个在他眼里近似于准文盲，不，简直是一位睁眼瞎子似的人物，竟然不知高低，不是尊卑，不仅单挑着和他瞎说，甚至在公众场合也公开地污辱他的人格。那一天，田自久的媳妇添了第二个儿子在满月时请一些送礼的客人以示答谢。当时的人很多，铺了几个大桌子的酒席。田德远的眼睛四处一扫，来的都是一些不上大台面子的人，就是有几个稍微像样一点的人，也都是他的晚辈，整个坐席场合没有一个人的尊贵程度能比得过他，他觉得和这些人坐在一起，自己还显得有一点委屈低就。但是都在一个院子，他也不好把不满之情过于表露，于是没用推让就先坐在中间一桌子的上席。他坐在那里跷着腿，两个指头夹着纸烟很有滋味地吸着，舒服地把眼睛都眯了起来。他满以为大家都会巴结性地抢着和他坐在一起，——一群“土牛”和一个文人坐在一桌，能抬高他们的身价嘛！谁知，大家见他坐在那里，都推来让去地不愿意去陪。直到其他几桌子都挤满了，剩下的人没有了席位，铁锤子这才高喉咙大嗓地喊了起来：

“来坐嘛！你们都嫌‘土秀才’有臭酸气，让得远远的，我不怕。要是没人来陪的话，他一会儿又‘这个’‘那个’地‘啊’起来了！”

这几句十分不恭的话，惹得在场人哄堂大笑起来，田德远当下闹了个大红脸。他想和铁锤子犯恼，但又找不着话茬口，因为人家毕竟是在开玩笑嘛！当下他只有显出很有涵养的样子，也用开玩笑的语气逗惹道：

“铁锤子，矮个子，

长得像人家的坐墩子。

看他说话的样子……”

田德远这一下可没惹好！这铁锤子虽然文化不高，但却是个说淡话的快嘴。当下没等田德远说完，就抢话头说道：

“说讲子，就讲子，

田家坪，大院子，

里面住个‘秀才’子。

要看他个啥样子，

高个子，长脸子，

猫儿眼睛鹰鼻子。

脑袋像个青柿子，

脖子像个灯柱子。

从前看，挺胸子，

从后看，驼背子。

斜看像一个‘S’字……”

“算了，算了，不说了！吃饭！”田自久赶紧出来拦挡。

我当时也在场，被他们逗得笑弯了腰。——这个铁锤子，在哪儿学了个“S”，现在用到这个地方来了？

铁锤子这一连串的“子”，整得田德远嘴张大了又合不拢。他只有用干笑来表示自己的大度，任从别人对自己“嘻嘻哈哈”地指点……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十八章：“名人”的磨难】（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陈羽

责任编辑：刘萧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