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县上到生产队的改革方案已经出来了：全县十个区，六十四个公社，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区级仍然是原来的名称，所管辖的范围也没有变。极少数区内公社所管的大队做了微调，把原来甲公社所管的大队划到了乙公社管的辖区内。全县原有的六十四个公社，现在除开县城所在地的城关公社变成了镇的名称之外，其余的统一称作乡，原来的大队名称统一改成了村，小队也变成了组。

随着基层名称的改变，各级的组织管理形式也相应地进行了改革，都实行了党政分开的模式进行运作。原来的县级领导机构是县委和县政府，区一级是区委和区公所，公社是党委和管委会，大队是支部和管委会。改革之后，县和区的党政机构名称没有改变，公社一级改成了乡党委和乡政府，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大队一级改成了村支部和村委会，大队以下的生产队改成了村民小组，大一点的组还组建了组委会，小一点的村民小组纯粹是组长一个人当家说了算。

各级组织在机构改革中要搞换届选举工作。党委人员是先由上级组织任命，然后在本级党员代表大会上投票选举。党委的选举一般是比较成功的，因为组织上所任命的党委委员就是在会上落选，会后还会另有安排。再者，党员代表大部分是支部书记，其余少数党员代表也是有组织观念的，他们当然会与上级保持高度的一致。政府系列领导人员的选举和党委就不同，县上要选县长和副县长，这些候选人都是国家干部，就是落选了身份还是干部，只不过不当实职领导罢了，人家的级别还在那里；区级是县上的派出机构，区长不通过选举，他们是上级发文任命的职务。到了乡一级的行政设置就比较麻烦了，乡长和副乡长都要经过代表选举之后，他们所制定的政策、发布的命令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乡级的政府领导人员中，乡长和副乡长都是经过组织考察，推荐到人代会上，交由代表们酝酿、讨论之后再进行选举。乡长和副乡长的正副之间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却有着天壤之别。当乡长的人必须是党员，因为乡长要当党委副书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把党委的意图顺利地贯穿于政府的工作之中。另外，乡长一般是国家的正式干部，在开人代会时都是搞等额选举，这样就很少有落选的，即使万一有哪一个落选了，人家还是国家干部，一般调回区上去工作。而担任副乡长职务的人，上级对是不是党员的要求并不严格，但卡住有一条：必须是农民身份。他们被选上了当干部，选不上之后的去向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假如真的落选了，仍然回去当农民，这是不用研究的，因为当选之后的身份就叫农选干部，这也是特殊时期用人的一种特殊规定。

当时人口多一些的乡一般配备二至三个农选副乡长，人口少的乡只配备一个农选副职。农选干部落选的比率较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副乡长都是实行差额选举。试想，候选人在选举前的身份是农民，在通过一个短短的选举会以后一下子当上国家干部了，况且这干部并不是一般的干事，是干过多年工作的人都难当上的“领导干部”，这几十年来有谁见过这样的怪事情呢？这样做，那些平常身份和你一般齐的老牌大队干部，有多少人的心里能平衡？特别是公社的一部分干部，他们管农民管惯了，这一下要叫一个农民来管自己，谁能习惯这样的管？有这一些原来的公社和大队干部们心里不乐意，在开代表会时他们向相好的代表一表白，这个选举会的成功率有几成？另外，来参选的大部分都是农民代表，他们平常看着和自己一样的平头百姓，这一次要把他选成管自己的领导，有一部分人不服气也不算什么怪事。他们肯定要在代表会上活动，哪怕大家都过不成，一齐过不成算球子了！

冷水公社正是在这样繁杂的矛盾环境中进行机构改革的。区上考虑到冷水公社人口比较少，居住地又与相邻的公社接壤处隔有一段距离没有人烟，是天然的“独立王国”，因而在机构改革中把原来的辖区没有变化，只是把 “冷水公社”的名称改成了“冷水乡”。“公社时期”的领导班子是一名书记，一名副书记兼管委会主任，还有一名专职副主任，共三职。现在却变成了乡党委和乡政府各两职，这样就从领导总数上增加了一职。

在机构改革和人员职数变化的同时，上级对冷水公社的领导人员安排也作了大调整：原班子里面的宋昌印继续留下来当书记，辛国余被调到洵湾乡去当乡长，方延海被安排到本乡新增设的经济管理委员会当了主任，这实质是乡政府的一个内设机构职务，等于退到了二线，邱玉良仍然搞组织工作。在新组建的班子中，把原十指岭公社的青年干部黄义德调来给宋昌印当了副手，把原来邻区阳山公社的文书王文学调来任副书记并推荐为乡长候选人，安排我当副乡长。人事调动文件发下来没几天，乡上的几个领导人就及时到位，并很快成功地召开了党委选举会议，对全乡行使起了领导权。以前公社所属的各单位，现在随着行政领导机构的变化，都把门面牌子上的冷水公社改成了冷水乡，牌子内所包含的内容基本没变，单位内部的人员也都相应地做了充实。这样从工作方面来看，各样的事情都有人干了，条条块块的责任都已经明确。但是，如此的人员猛增，却为机构膨胀打下了基础，为以后几十年各单位反反复复的人员精减工作埋下了伏笔。

新设立的政府班子虽然是经过了组织的推荐，但是要得到全乡人民的承认并且行使法律效力，经过代表选举这一关就至关重要。开代表会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选好代表，先把上级分给全乡的代表名额下划到各选区，然后各选区再根据自己应选的代表数，运用公布选民——推荐初步候选人——确立正式候选人——选举，这样的一整套程序过后，在全县统一规定的法定选举日中选出县代表。按说，县上规定的法定选举日只是选举出席县级以上的代表，乡一级代表选举是可以另外确定日期的。但是乡党委考虑到农民搞几次选举难跑路，一般在安排起来图省事，于是就随着县上的法定日，搞成了“两场麦子就着一场子碾”，把出席乡上的代表也在选举县代表这一天一次选出来了。

在选举代表的过程中，最基础的工作是推荐初步候选人。被推荐的候选人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出来的，另一个是上级组织推荐，一般组织推荐的候选人必须要选上。但是，尽管是来自于哪个方面的候选人，在选区公布的第一榜候选人中必须有名，这样才有资格在下一步酝酿协商正式代表的名额中被提名。如果在初步候选人中没有被提名的人在下一榜公布的正式候选人中出现了，这是违法的，就是被选上了也无效。

在拟定所要选的代表人时，党委领导必须要当选，因为党委是选举工作的指挥者和实施者，他们不当代表，选举会就没办法开。政府领导当不当代表也没有什么严格规定，由于他们自己是被选举者，《选举法》里面规定了非代表有被选举权。

按照这一些规定，我是可以不当选为代表的。但是乡党委考虑到我才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大部分代表都不认识，加之本身又年轻，知名度也不高，为了便于把组织的意图贯穿到选民中去，还是推荐我当代表，决定把我分到村上的选区去。

乡党委考虑到：如果把我放到田家院村去选举，那当然要便利的多，因为田家听说自己本族中人要被选为乡政府的领导，都是会赞成的，我在那里肯定不会落选。根据现实状况分析，田家坪村不管谁当代表，在人代会上绝对是要给我投票。但是，代表名额分配与选民有一定的比例，如果真的把我分到田家坪村去参选，那就会顶掉村上代表的一个名额，这样就把我在全乡人代会上保险的一票变成了未知数。在全乡的人代会上少一个人给我投票，又会给下一步的成功选举增加了难度。为了在人代会上争取主动，在选代表时把我从田家坪提出来，放到其他村上去选，这就等于在人代会上给我争取了一票。这一票，与选农民代表时的一票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一个代表要由很多选民才能推选出来，他在人代会上至少代表着几百个人的权力。对于这些问题的前后关系如何摆布，乡党委领导在运筹时真是煞费了苦心。

乡党委把方案定下来之后，第二步就是把我具体分配到哪一个选区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如果放到经常工作过的村组，那很不好办。我在信用社的主要职责是收、存、贷工作，需要贷款的农户，一般到了信用社去办理，存款户也大部分直接到了信用社，剩下的就是收款工作。收款是一个得罪人的工作。在一个村庄，如果你得罪了一个人，他就会在选举时活动很多人投你的反对票，况且我收的贷款又不止一户，这些人如果活动起来，要顶掉我这一个代表也很容易。在这些难题面前，如果转一个弯，把我推荐到以前所到比较少的村组去选举，村干部们与我接触的时间不多，不一定会尽力地做工作，选区的大部分选民对我不认识，他们有谁愿意给一个只知其名而又不认识的农民娃子投票呢？在选举时得票不过半，就不能当选，到时候党委就是再有力也出不上，怎么办？

宋昌印不枉担了“宋拐子”之名，他的做法也真绝：他知道我到前进村去的少，就主张把我推荐到前进村去进行选举。前进村的支部书记是孙明祥，在村上当了十几年干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当地事实上是一呼百应的群众领袖。在管辖的区域内，没有他干不成的工作。但是，宋昌印清楚，我在前几年与孙明祥的女子孙昌花有过一场小小的罗曼史，不过那时我还是农民，孙昌花立志要嫁一个国家干部，因而他曾经叹息过“好好的一个郎才女貌事情没办成！”现在，乡党委又把我推荐到孙明祥管辖的选区，叫他负责把我选成代表。宋昌印明显的给他说，组织上是把田自智作为下一步副乡长的候选人才放到他们的选区叫当选，绝对不能选掉。乡党委这样搞，确实是给了孙明祥一点小小的难堪！

本来，机构改革前的前进大队是全公社最大的一个队。宋昌印作为公社书记，与大队干部的关系很自然是上下级加铁哥们，不然的话，这样左右全公社形势的大队如果摇晃起来，他也难以坐得稳。这次机构改革，宋昌印还专意去给孙明祥叮嘱，要他做好工作，一定要把组织推荐的人选上。孙明祥以前和他是无话不谈，这次见宋昌印交代了这样的任务，就直截了当地说：

“你与我平常还兄弟相称嘛，现在在我跟前做事咋这么缺德？”

宋昌印当然知道他这样说的前因，就反复向他讲了这次机构改革必须达到年轻化的政策，并向他拉开了交底的家常：“政策方面的要求，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应该无条件地落实。现在年轻人资历浅，知名度低，他们当选有难度，这是事实。如果我们老是只看到这些，而不去看他们有能力的方面，看不到他们精力充沛的优点，那我们肩上的担子在什么时候才能交得出去呢？”

孙明祥是平常和上司顶撞惯了的，他这次也拿出了老宝：“你安排别的工作我没啥说，这个任务我难完成，不接受！”

宋昌印是经过组织多年培养才当上书记的，他在公私两方面的界限可不含糊。当下见孙明祥说出了这些不要原则的话，也就来了个绵里藏针：“老兄，你知道我的脾气。今天咱们花客布客都在场，我也就把话说到当面，我是因工作才到冷水公社的。可以说，咱们是先有工作接触后有弟兄班子之间的感情。现在上级组织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安排，那我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好，不然，还谈什么与上级保持高度的一致？谈什么服从上级组织的领导？我把任务交给你，也是反复思索过了的，相信你一定能办到！你办不好，上级就要追究我，我就给组织不好交代了。”

“不见得吧？”

“今天打开窗子说亮话，你整出我不得下场的事，我还不先拿你做替死鬼？真正到了你说的那样一种结果，那就会闹成你砸我的锅，我就先砸你的碗，肯定会先顾虑我的前途和工作。至于兄弟之间的友谊，很自然就放在‘二’字上了！”

这一说可吓坏了孙明祥！他在大队当了多年干部，也没上坡干过农活，是一个事实上的脱产干部。如果宋昌印因这事而发恼了，他哪里还有好果子吃？乡党委书记要处理一个村级干部，那还不像喝一杯凉水一样地容易？如果乡上把他的职务免了，那他不是和其他群众没有区别了？往日里那一呼百应的场面，群众争着给自己做农活的日子不就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提犁夯耙、种地收割，一天把太阳从东背到西，自己这轻汉削弱的身体能招得住几天摆弄……不，他不敢想象那样的生活！现在，主宰自己生活前途的人就在面前，而这人会不会向他下狠手的前提是他能否搞好这次选举工作。说心底话，要搞好选举也不是什么难场的事！这就是说，事态如何发展还是取决于自己。想到此，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有极不情愿地向宋昌印硬邦邦地表了态：坚决完成任务！

宋昌印虽然压着孙明祥接受了任务，但是他还不放心，从孙明祥家出来之后故意去找村主任桂新有。桂新有在工作中有能力，属于个人表现欲极强的人。他和孙明祥做搭档时经常发生一些磕磕碰碰，时间长了就积攒成了个人的恩怨。这次宋昌印找他的目的，就是要他在工作中撑好台子，保证组织的选举意图得以落实，另外就是防止孙明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叫他负责监督着。

宋昌印这样的安排，孙明祥和桂新有双方自然都是心知肚明。桂新有知道孙明祥在选举工作方面给宋昌印说了硬话，他当然十分卖力。他明白，如果这次选举出现了什么问题，孙明祥肯定要把责任推给他。孙明祥也知道宋昌印到桂新有家里去的意图，如果自己在选举中稍有一点小动作，桂新有也会及时汇报到宋昌印那里去的。这俩搭档正像人们形容的那样：拿着麻秆打狼——两头怕，他们互相地提防着，为着“田自智”这个双方都极为不情愿的人当选而共同地努力着。直到选举那天，两个人眼巴巴地看着乡党委推荐的“田自智”得票数过了半，这才真心无防地携起手来，一个人背着票箱，一个人夹着选举的结果记录，高高兴兴地向宋昌印讨要庆功的酒喝去了……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十六章：政社分设的波澜】（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陈羽

责任编辑：刘萧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