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父亲曾向我们说过：人一辈子，有时费尽艰辛努力得来的东西，却不知道珍惜，只有在这些东西失去了以后，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珍贵价值。是的，父亲说的这是至理名言，我到八里坪乡当乡长的工作经历就证实了这一点。

八里坪乡是一个两千八百多人口的小乡，共计八个村。这样一个乡，区上给配的干部却够数：共计十七个人，折合起来两个人包一个村，在乡上还能留一个办公的。乡干部平均每人没有管到一百六十个人，要细算起来，还没有一个中等村民小组的组长管的人数多。总的乡情是山大人稀无来钱路，农民收入的主要支柱靠粮食。

这样的乡情，干部和群众又是这样的比例，干部工作就是想飘浮也“浮”不起来，从领导到一般同志不管搞什么工作，自然都是一竿子插到底。

乡党委书记尤立忠，我们在社教时就听向利国经常喊他是“年轻的老同志”。说他是老同志，其实不假，年龄已经近五十岁了。说他年轻，也能沾上边，因为只有三年工龄。他原是柳树乡所在地的村主任，调到八里坪乡上只干三年就被提拔成了乡党委书记。

说起他的提升，还真的带有一些传奇色彩：原来区上的领导都联挂着乡，柳树乡在全区最大，自然由区委书记罗进步挂联。柳树乡的人最难管理，也是全区出了名的。当时区上干部形容几个乡的人时曾一种说法：难管的是柳树乡，听话的是八里坪；摆摊挣钱是洵湾，能说能干十指岭。柳树乡的很多人不注重发展产业，育龄妇女超生的也多。他们在对付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时，主要方法就是一吵，二打，三躲避。一部分人在对付动员栽烤烟的干部时更有绝招，开始时说下烟苗没有技术，干部只好领着烟草技术员去把苗田整好，又把烟种给撒上。但是在烟苗出来的时候，他们却到夜里担两桶开水往烟苗上一泼，第二天把干部叫到当面，说自己的烟苗得了症，骂烟草技术员把自己的地整糟蹋了，结果仍然种自己的庄稼。干部们没办法，只好又给买烟苗，帮助把烟给栽上，他们当晚又偷着搞“拔苗助长”，第二天烟苗子死了，又骂干部们不会栽烟，最后还是照样种自己的地。可怜柳树乡的干部，为着那百分之二十一的烟草税（烟草税：本来烟草的税收是百分之三十一，区上抽出了百分之十），被农民骂得不如龟孙子！

尤立忠在当村干部时候，对付老百姓的这一套很有办法。他对那些计划生育手术对象，带人强拉着到计划生育服务站去上手术台；对不栽烟的户，在麦子将要出穗时，他掮着梨，吆着牛，去把绿油油的麦子犁成麦苗和土地成三比二的条带，然后强迫着叫栽烟。他不管农民有没有烟苗，少完成一亩栽烟的任务硬要收取一百六十元的罚款。这个罚款数是按一亩烟草能收八百元钱的最低收入，用收入乘以税率算出来的，谁不害怕！

尤立忠的这一套做法被罗进步看中了，立即就在全区进行推广。全区很快就掀起了小麦开带的热潮，一年栽烤烟就有一万多亩，比上年增长了一倍还多！自然，罗进步也没有亏待尤立忠，把他一步提到八里坪乡当了农选干部，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两年后，正式当上了书记。

尤立忠的工作既然是这样的强硬派，又是坐“直升机”提起来的，为人处世自然是目空一切了。区上安排我与这样的人搭帮，无论是年龄上还是从文化和性格上，都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被调到八里坪乡工作，在第一次开会时就和他吵了起来。

那天中午召集乡干部们开会，天还有些冷。干部们都到了会议室，而尤立忠却还迟迟不到会。我望着几个空落落的火盆，看着乡干部们一个个冻得颤抖的样子，就对办公室文书说：“你去拿铁锨铲一些木炭来，每个火盆加一些，把火生着嘛！”

文书没有动，望着我，只是笑。

看他如此模样，我以为他是懒去的。因为会议室到保管室隔着一个场院，还有九层石梯坎。我当时有些愠怒，就追问了一句：“你咋不去？”

他仍是笑。

这时，坐在一旁的副书记钱玉安搭腔了：“保管室的钥匙在尤书记手上。”

我不好说什么，还以为尤立忠临时把钥匙拿着干什么去了。这时，只见尤立忠端着一铁锨炭，给每个火盆里分了一点，又折转身铲炭去了。

看着乡干部一个个谈得嘻嘻哈哈，而一个书记，又是许大年纪，这样拿着铁锨跑出跑进的实在有失尊卑。当时就劝道：

“尤书记，你歇一会儿，叫文书去铲嘛！”

“保管室的钥匙我拿着，我不放心他们！”尤立忠立在门口，回头对我说：“他们也不知道俭省，一次铲一大火盆。乡上买的几百斤炭，不够他们三天两后晌就烧完了！”

原来如此！我笑了起来，“给他们说一下，叫每次少铲一些嘛。看你那么大的年纪，又是领导，这样跑出跑进的劳累，我们一些年轻同志在这里坐着也不好看呀！”

“你嫌不好看就不会不看？”尤立忠高声地嚷叫起来，脸色黑的吓人，“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勤俭过日子，一天大手大脚的，谁给你们挣得钱？你才到单位几天时间，挣了几个钱？有什么资格嫌我不好看？”

“你这人，我是好心劝你嘛！你不懂话是不是？”我在这众多的干部面前受不了他的抢白，就回敬了他几句。

“谁不懂话？我快五十岁的人了，咋地不懂话？还要你来指教？你才是几天的个娃娃子？”他索性不去铲炭了，舞着手和我吵了起来，把铁锨在地下蹲得“喳喳”直响。

“你摆啥老资格？我说了那样一句话，就把你的嗓子给冲了？”我也立了起来。

钱玉安急忙一把拉住了我，“算了，算了，不要说了！”他见乡干部们这样围着看热闹也确实不像话，就向大家挥挥手说：“都先休息一会儿，会议放到下午再开！”

乡干部们见两个领导吵架，坐在当场都觉得不知所措。钱玉安一张口叫他们休息，就争先恐后地跑出了会议室。至此，我到乡上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就这样地一吵而散。

钱玉安没有走。他在会议室拉住我一直没有松手，生怕我年轻气盛，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来。这些，我当时还没有多少感受，事后想起来，还真要感谢这位比我大几岁的好哥哥。要不是他拉我，我不定真的能冲出去和尤立忠好好地干一仗！这老家伙，实在是欺人太甚！

当下钱玉安拉着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先给我倒了一杯水，又和我扯了一些闲话，待我情绪稳定下来之后，他才把乡上的情况向我说了个详细：

“老弟，你和他有个啥争的？他就是那样个人，家长作风搞惯了的！乡上啥事都要他说了算，大小事情都要经过他的手，原来的乡长就是叫他搅得搞不成了人家才申请调走的。我是个阿弥陀佛的人，他叫干啥就干啥。我抱住一条，不贪权，把本职党务工作搞好就行了，所以他对我还好，也不整我……这次换届调你来，给你配的那个副手刘小芳，她娘家还是你们冷水乡的，婆家在八里坪。在政社分设时就调到这里来了，你们原来认识吧？”

“认识。她原来在公社时当着计划生育专干，我还在当大队会计，没想到她现在能当上副乡长！”我摇了摇头。

钱玉安笑了起来，“老弟，听你这语气还有些看不起她的意思，人家还看不起你呢！”

我也笑了，“钱书记，你不知道，她原来在公社就是跑闲路的，也办不了啥硬事。说实话，她有多大的能力我也清楚，有什么看不起我的呢？”

“你不知内情，”钱玉安一本正经地道开了：“尤立忠到我们乡上一年多的时间，还是他当书记前的那阵子吧，刘小芳从长远着眼，就叫她的娃子把他拜成干爸。两人下村都要走到一路，讨厌得很！现在老尤推荐把她当上了副乡长，在你们分工时又叫她分管财政工作，你想过你的处境么？”

“经常想。”我老老实实地承认。

“刘小芳背过你的面就到处散布说：‘田自智原来是一个经常掮椽子卖的人，我当公社干部时他还是大队上的一个小卒子会计，有什么能力当乡长的？根本没有资格来领导我们的……’她这一说，尤立忠自然就看不起你了，所以他才能当着那么多的乡干部面，说你是个几天的娃娃子……”

“那你说我以后咋办呢？”我虚心地请教他。

“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财政和农民的增收问题，这两样搞好了，工作就上去了。至于乡上的其他事务也没有个啥了不得，财政方面一年仅仅收入六万多块钱，干部工资一季度能发一次就不错了，也没有其他的收入，他们两个人要管了也好，你肩上的担子还轻快。我想，只要你做出成绩了，区上的领导该不会把眼睛长到后脑勺上去吧？”

是的，钱玉安说的是苦口良言。小小的一个乡，有什么权不权的，争什么呢？我还是要干出一点事情，叫区上的领导们看看！

主意拿定之后，乡上内部管理的事我也就很少插手，尽放着叫刘小芳去管。我一门心思地把烟草工作安排好以后，又蹲在朱家沟，抓扩大黄姜面积的工作。当时，黄姜在全县还是个冷门，我抓的朱家沟村黄姜规范种植点，很快就引起了县上领导的重视。县上的领导们正为财政收入没有新的增长点而发愁，他们在八里坪乡检查工作时见到黄姜栽植点，立时就来了兴趣。几个领导看了以后回到县上，在很短时间里就带领全县的财税干部到朱家沟村参观，这样很快就在全县掀起了种植黄姜的热潮。只三年时间，全县就种植了二十多万亩。我们八里坪乡的农民在卖黄姜种时可发了大财。随着农民增收，乡上的财政收入也上去了，第三年就达到三十多万元，在我任届期内增长了四倍。这一下事情也好办了，我们一鼓作气，接通了十二公里的网电，使有史以来，高压电照明第一次进入了各农户。

八里坪乡的面貌，经过我们三年的努力改观，已经是焕然一新了!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二十四章：第三次起落】（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刘萧娇

责任编辑：肖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