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时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在那个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年月，贫穷和饥饿像噩梦一样占据了母亲对童年的整个记忆，听母亲说，有天早晨上学前她鼓起很大勇气偷偷把家中一块裹着泥土的生红薯藏进书包带到学校正要在饥饿之时作为“早点”解决时，不料被赶了四五里路气喘吁吁追上来的外婆硬是从嘴边生生夺了回去，因为那块红薯将要完成更为伟大的使命——解决全家人当天的口粮问题，母亲的第一次“早餐行动”就这样失败了，小的时候每次听到这里我就对那位我未曾谋面的外婆生出很多怨恨，不就一个红薯吗？比自己的女儿还重要吗？直到有一天读了史铁生先生《我与地坛》中的一句话“儿女的痛在母亲的心里总是双倍的”，我才深深懂得一位母亲在自己饥饿着女儿口中夺食将要鼓起多大的勇气，将要独自忍受多重的痛苦，需要多么坚强才能割舍心中的那份神圣的私爱？如果我是导演，当时外婆那强忍的眼泪和伸出去抢夺着颤抖着的手必然被设计成震撼人心的画面要素定格在屏幕上，可惜这不是电影，这是生活，生活的导演才是真实而残酷的。

       等到我和弟弟上学的时候，家庭联产责任制即所谓的土地到户，激发了人们极大的生产生活热情，衣食无忧至少不再忍饥挨饿已成为一种幸福敲打着每家每户的门，但当时的农村人没有吃早点的概念，大家每天的第一顿饭都郑重的安排在学生放学后，孩子们肠胃经过一个晚上的“净化”和一早上的智力消耗，再加上正处于生长阶段，饥饿比放学的铃声来的还要早些，农村孩子在那时是鲜有零花钱的，学校内也没有设立早餐的摊点，孩子们饥肠辘辘是常有的事情，与其他孩子相比我和弟弟较为幸福的是，母亲总在头天晚上为我们每人准备好一份早点，大多时候准备的是直到现在还视为最爱的美食——油饼，头天晚上母亲和好面，捣好葱白，姜，蒜，芝麻，搀入猪油或剁碎的“油炸”（水油炼过后的肉渣）均匀地涂抹到在面饼上卷成面球后再次擀成饼状然后小火放在铁锅内烙，那时候还是土灶，母亲在案板和灶台间忙来忙去而添柴加火的工作就落在了我和弟弟身上，烟火朦胧中母亲还告诉我们添火的诀窍“火心要空，人心要实”，但是我们哪里有心思听，肚中的馋虫早被快熟的油饼冒起的缕缕香味吸引的蠢蠢欲动，这时我们常常会站在灶前象待捕的翠鸟不安地站在芦苇上翘首以待一只冒出水面的“冒失鬼”一样死死地盯住锅内的油饼，生怕它们插翅而飞。等待的时刻其实是最幸福的，因为它充满漫长的期待，烙熟的饼外脆里酥，色相俱全，即使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口中生津。当晚吃剩的饼放在余烬焐热的灶头暖着，第二天一早母亲会将冒着腾腾热气的圆圆油饼当中一刀切成半圆分给我和弟弟，裹上纸，塞进各自的书包，母亲将一颗爱心毫不保留地平均分给我们兄弟俩，于是上学的路上就弥漫着一份幸福和快乐的味道。

      时光飞逝，岁月荏苒，时空的穿梭中我从懵懂孩童变成了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如今站在神圣的三尺讲台上，深情的凝望着每一位小同学，他们一个个衣着光鲜，聪明伶俐，眼神透露出睿智的光芒，他们每一个都被来自家庭充盈而甜蜜的爱紧紧包裹着，早点问题早已不再是问题了，各种中西口味的早餐摊点鳞次栉比，占据大街小巷，大把的零花钱撑饱孩子们的口袋，经济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孩子们像生长在一个巨大的蜜罐之中。更为令人欣喜的是国家把爱的甘霖更多的浇灌在这些祖国的花朵上，先是“两免一补”阳光政策解决了孩子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问题，“蛋奶工程”更是凝聚了党和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关爱，一盒奶，一个鸡蛋，一杯牛奶，科学营养的搭配，将育养着孩子们的羽翼更加丰满，有条件的学校随着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改进工程的落实，孩子们已经能在学校享受一顿丰盛的早餐了！

      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更迭，几代人的早餐“进化”过程，见证了社会日益发展，国家日益强大，我党执政为民，高度关注民生的历史印迹，作为一名教师，在为孩子们拥有这样一个甜蜜而美好时代感到庆幸的的同时，我要倾注更多的精力，教育孩子们懂得什么叫感恩，让他们学会感恩这个美好的社会、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感恩所有关心他们健康成长的爱心人士！